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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 编辑
《冬天里的春天》是当代作家李国文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1年。
小说以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于而龙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游击根据地查找暗杀自己妻子芦花的凶手为线索，通过对他回故乡三天之中的经历、见闻、联想、回忆等的叙述，概括了近四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内容。作品结构独特，情节曲折、细节丰富生动，具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三十年前不明的死因解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
20世纪70年代，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斯其时也，一方面是《诗经·小旻》里的那句“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弄到如此不堪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隐隐约约的异动，势必要来的转机，正在形成当中。那时，李国文已年过半百了，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来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
于而龙
于而龙本是一个贫苦的渔民，后投身革命，先后任石湖游击队队长、骑兵团长、大型军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等职；既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又是一个与诗人交朋友、拜专家为师、热爱生活、懂艺术、可以整本地啃外文原著的干部。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优点：勇敢、勇猛、坚强、倔强、富有牺牲精神、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与时俱进、重感情，讲义气、有亲和力、有责任感。石湖游击队成立后，他任队长；他走的是艰难的路，也是光荣的路。解放后，大型军工厂动力实验厂建立之后，他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他也有一些性格缺点：率直、轻信———王纬宇多次耍阴谋诡计，麻皮阿六耍苦肉计，他都应该识破但最终没有识破；暴躁，爱冲动———在去营救赵亮前，老林哥不慎把一个装着银元的“美孚”油箱掉进了湖中的塘河里后，他暴跳如雷，粗暴地伤害多年来任劳任怨的老战士……总的来看，于而龙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王纬宇
王纬宇是三王庄的大户王敬堂的二儿子，先后任石湖游击队参谋、副队长、南方某省文教厅厅长、工厂副厂长、工厂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狡猾、阴险、狠毒，混进游击队，为了骗取战友们的信任，他放火烧了自家的房子，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一面为于莲出国深造奔走效劳，一面又与夏岚一道扼杀于莲的艺术生命；“文革”期间，在扳倒于而龙时，他从来不主动出面，而是怂恿利用高歌等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暗中嘱造反派把于而龙“往死里打”，可“文革”一结束就与于而龙一家野餐于西山寺院；极力主张为自己亲手杀死的芦花建陵墓、修纪念碑；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勾结麻皮阿六“拉大网”对付于而龙，绑走小石头，继而唆使土匪杀害小石头，并挖掉他的一双眼珠；在勾结王经宇出卖游击队的阴谋败露后，向芦花开黑枪，在四姐将要揭露其杀人真相时将四姐杀掉；鼓动叶珊挖了芦花的墓；和老婆合谋陷害于而龙一家不择手段。
芦花
芦花本是一个被倒卖的包身工，后成为石湖游击队女指导员和于而龙的妻子。她重义气、大胆泼辣、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勇敢、胆大而又沉着、警惕性强、觉悟高、率直、思想开放，芦花是一个觉醒的无产者和彻底的革命者，生命虽然只经历了前一个十年，但她的英灵影响着后一个十年。她活着的时候，对敌人恨得深，对群众爱得深，她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沉，就是她的爱情也显得异常真挚和固执。她一经接受党的思想，就决然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她顶住陈旧的习俗和恶意的流言，在铁与血的战斗生涯里和于而龙结成伴侣，并终于为保护于而龙和游击队，在浓雾锁湖的清晨牺牲了。
主题思想
《冬天里的春天》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那种豪壮、一往直前的革命言说方式不同，《冬天里的春天》是站在反思的角度来书写革命的，它带有更多的怀疑、感伤甚至幻灭色彩。把它与《红旗谱》作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红旗谱》写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囊括几十年的斗争风云，虽然期间也有各种挫败，然而革命的气势从未减弱，革命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真正描绘了一幅革命的宏图。《冬天里的春天》却没有这种大气、乐观，它反反复复纠葛于那些失误、教训中，思考革命的代价、革命的结果，以及革命后的当下现实。因此它不可抑制地透露出一种对革命的怀疑之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对革命过程的审视
在《冬天里的春天》中，革命始终是被或浓或淡的雾气所笼罩的。雾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小说开头第一句便是“沉沉的大雾，似乎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在石湖上空。”此后多处，尤其是当写到革命受挫、前途未卜时，都会出现这样的雾。再明显不过，这雾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暗示了旧势力的强大，斗争头绪的扑朔迷离。在一般的描写革命的小说中，格调多是明朗的，即使写挫折也是轰轰烈烈，《冬天里的春天》却独辟蹊径，用“雾”作喻，这不能不说是特殊。笼统地说大雾弥漫代表黑暗势力对革命的阻挠又是不够准确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一个人物，即王纬宇。每当于而龙回忆起自己与王纬宇几十年的合作、较量，总感到力不从心。这位地主家的二公子、历史系大学生，被形势所迫，在抗日之初就加入了游击队，他的确曾拼死为革命出过力，而然背地里又阴谋不断，一次次让于而龙等陷入险境，使得革命道路变得更为曲折和艰难。面对这个幽灵般的人物，于而龙有过警惕，也暗暗与之较量过，但始终不能明确戳穿和制服他，相反的，某些时候他还会念着王纬宇的好，怀念他们之间那一点极为难得的革命情谊。直到文革结束，王纬宇的罪恶明朗起来，于而龙才痛定思痛，明白了为什么石湖上的革命始终笼罩在漫天迷雾里。神圣的革命事业始终由云山雾海笼罩，革命的成果中有这样一个狡诈小人的一份功劳，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显示了对革命神圣化的消解。
二、对革命结果的反思
主人公于而龙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这时已是文革之后，而故乡人依然生活在贫病交加中，比起解放前没有多大改观，对此，于而龙不断拷问自己：“革命给这些普通民众带来了什么？”毫无疑问，革命之初曾许诺给人民的光明、美好的生活未能兑现，相反十年浩劫把人弄得更是不人不鬼。于而龙回忆自己接受革命启蒙时的情景，有这样一段话：“这时，他们才明白这世界原本不应该这样污七八糟的，别看魑魅魍魉那样横行无忌，那终究是一时搅浑了的水，会澄净下来的，生活不会永远绝望下去。”是革命的播火者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明白世界本应该是光明的，他们可以为之去战斗，他们信了这话，苦苦斗争了几十年，最终得来的结果是什么？用作品中的原话便是“于而龙不由得回想起那漫长的十年……”光明没有，幸福没有，有的只是十年中九死一生的批斗，以及关于那十年的痛苦记忆。作者李国文反映的是实情，然而如此赤诚的揭露和反思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凉。
三、对革命者与群众关系的反省
小说中写到，抗战之初游击队员们没能发动群众，从而使得革命举步维艰，等到革命队伍逐渐成熟起来，懂得了依靠群众，游击队员们便如鱼得水在石湖上大展抱负了。小说对于革命者与群众关系的思考当然远不止于此，更深刻的在于文革之后，于而龙回到故乡的所见所思。乡亲们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城里那些“老革命”，即使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日中，境遇比他们也要好得多。革命者与那些本应成为革命受益者的民众，从来就没有站到同一水平线上，作为革命者行列中一员的于而龙，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思。他深深地自责，而又无能为力，正如他明白亲如一家的老林嫂在他城里讲究的家中做客时为什么落荒而逃，然而他却无力改变什么，因为城里每家都是这样过的。革命把革命者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成了实际的掌权人，哪怕他再艰难、潦倒，而民众只能活在真实的大地上。革命拉近了人与人的关系，革命也把一部分人推离了人民大众，革命的结果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对文革中常用的“革命”一词的怀疑
文革中，“革命”一词可谓泛滥，王纬宇、夏岚之辈就常把“革命”挂在嘴边，甚至一个昨天还在流水线上汗流浃背的毛头青年，今天就可以跳起脚来指认你是反革命，要把你彻底打倒。曾经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一下子成了被革命者，历史从来不曾这么可笑。文革背景下的“革命”当然再也不是人们一度信仰的那个革命，它只是一场无知的闹剧，然而谁该为这份恶果埋单呢？人们由对文革中“革命”一词的怀疑，引申到对一切真正的革命产生怀疑、进行反思。主人公于而龙就是被“革命”怕了，才锻炼得心平气和，“不那么爱生波澜”，甚至为了避免祸端，阻止女儿跟右派家庭出身的陈剀结合。作者也借廖思源这一形象，影射了于而龙对革命的态度。廖思源曾拒绝外国的高新挽留，以无限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十年“文革”下来，无数次挨批，他忍了下来，然而等“文革”一结束他就决定离开，他说：“回天乏力，让我走吧，我还是走了的好……”这句“回天乏力”也正是于而龙没敢说出口的心声，从中不难看出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幻灭感。
艺术手法
一、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冬天里的春天》并不是按事件的自然顺序发展情节，时而过去，时而现在，时而又将来，从时间观念上讲，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从空间范围而言，也是忽左忽右。小说将从上世纪30年代末到粉碎“四人帮”近四十年的生活的回忆，穿插在于而龙三天三夜的故乡之行的经历和见闻中，内容高度浓缩。这是传统小说难以驾驭和完成的。在这里，作者不仅巧妙的借用了戏剧的暗转、电影的蒙太奇，而且采用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及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过渡形式，并将这多种因素熔于一炉，“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作品开篇伊始，我们的女主人公芦花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当年石湖支队的支队长于而龙，在大雾中踏上了黑斑鸠岛。但立足未稳，潜伏在黑暗中的内奸向她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这时，仿佛戏剧中的暗转，随着芦花倒下，帷幕也拉上了。待幕启开，出现的是一幅恬静、朦胧的石湖晨景，时间由上世纪30年代一跃而为70年代末，芦花的丈夫，如今的老干部于而龙，似乎是悠闲自得地正在湖心岛上垂钓。暗转是戏剧演出中时间、地点变换的一种方式，小说借用这种结构方法就免去过渡时繁琐的交待。当于而龙独自划着一只舢板向三河镇驶去的时候，他感情的潮水，有如滚滚长江，势不可挡，久已沉睡的苍茫万古之意，一齐涌上了心头。过去生活的回忆像镜头转换似的化去，众多的历史画面，那阴惨的，暗淡的，苦涩的，酸痛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推过来，平行而又交叉，很明显是借用的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手法的美学特征，就在于它不是用概念思维来获得认识，而是通过两个以上的镜头的对列，使观众领悟到蕴藏在镜头之间的新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从整部作品来看，小说既写了惊心动魄的游击战争，又写了地动山摇的“文革”的狂热;既写了“文革”前十七年中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情景与挫折的惨痛，也写了粉碎“四人帮”后春天带来的希望与生机，而且反反复复进行交叉对比，使读者领悟到藏在两个生活场景对列之间显现出来的新的思想意义。这一艺术效果的产生，给人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感，不仅写出了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飞跃，而且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但它又有别于电影的蒙太奇，这部由众多具有镜头感组成的作品有自己的特点。作者用于而龙的头脑作为中心光源，构成放射结构。历史和现实，过去和将来，宇宙空间和人物心底，无一不被它所发出的思想情感所照亮。作者所写的事实都不是直接传入读者大脑的，那些“信息”，是经过了主人公于而龙的头脑重新编码后传播出来的。人物的错觉、幻觉、梦境、联想和追忆，朦胧氛围的渲染等都是主人公意识流动的具体化，随着主人公的意识流动，在时间上时而超前时而滞后，在空间上大幅度跳跃和处理，带来了“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的朦胧的诗情画意。这是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在李国文笔下给人留下的艺术魅力。李国文在小说里还不落痕迹地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方法，不断设下悬念，而又逐渐解开，大环套小环，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当我们一拿起作品就发现有一连串的疑问，迫使你不得不读下去，看个水落石出。随着文章的发展，有些疑问渐渐得出了答案。这种设环解扣的方法，同时也是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作者正是采用“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的材料糅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高度和谐的统一。
二、虚实相生，无画处均成妙境
“虚”和“实”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一对美学范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那样很讲究透视的角度和作画的地点取景构图，多采用“以虚带实”的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画的构图不是全部画满的，细心斟酌，总有几处空着，空着的地方不仅可以代表天空、白云、流水等某种实物，而且还可以不表现任何东西，只是隐藏着某种情思，多给观众画外之意。这种以虚代实，计白为黑的表现手法在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中得到了娴熟的运用。
作品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四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风貌，整个画面有两处浓墨重彩的地方，一处是解决战争时期，通过于而龙、芦花、王纬宇等人物形象的刻画，再现了抗日的炮声、革命的曙光、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处是文革十年，通过描写王纬宇、高歌对于而龙等忠良的陷害，揭露了“四人帮”颠倒是非的罪恶。作者把这两部分用流动的笔调重点突出，并加以对比，写出了其中的历史感受。至于解放后的十七年和今天的现实风貌，几乎是留的空白，即使偶见色彩，也只是为了避免整齐而加的点缀。绘画中的实和虚是相对而言的，古人讲究密不通风，疏可走马，“疏可走马则疏处不是空虚，一无长物，还得有景。密不通风，还得有立锥之地，切不可使人感到窒息。”在《冬天里的春天》里，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本身又是留有空隙的。大的空白处，有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粉碎“四人帮”以后党风的转变，有王纬宇之流走向坟场的预示。小的空白处，有于而龙和谢若萍的爱情幼芽，有老将军周浩“文革”期间的历史遭遇。由于作者在实处充分揭示了历史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趋势，使得空白处笔虽未到而意已到，形成无墨之墨、无笔之笔的境界。《冬天里的春天》的虚实相生还表现在对人物的安排和描写上。全书共有五十多个人物，真正出场亮相的有多少呢?即使人物出了场，又有几个可以看得清身材和长相的呢?几乎每一个片断中的主人公总是今天的现实中安排一个，昨天的历史中安排一个;或者是今天石湖上一个，今天离石湖很远的县里、厂里一个。出场主人公并不多，倒是银幕后的埋在垃圾堆里的和埋在人的心里的死者较多，银幕后的人们深恶痛绝或衷心爱戴的人较多。如果把出了场的人物和画面叫“实”，那么，抒情主人公于而龙所回忆的部分就可叫做虚。芦花这个敢爱敢恨的指导员，她的复仇故事虽不能算是遥远的传说，但也确有几分传奇的色彩，她不仅没有正面出场，而且在三十年前就死了，作品中她活生生的形象，是从于而龙头脑中辐射出来的，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这里面包含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辩论理解，说明历史和现实永远是一条割不断的线。“油画艺术有它奇特的性质，猛乍看去，好像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东一块，西一块，彼此毫无关联的组合体。但是，一旦习惯了那仿佛是漫不经心的笔触中，有根作者贯穿脉络的线索，顿时间，它就突然汇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映入眼帘。看惯了平铺直叙的作品，也许不喜欢油画，然而，它却是经得起思索的艺术。”这虽然是作品中的话，却已被李国文认为“表达了我在写这部作品时的艺术追求”，这个追求实际上就是把绘画艺术中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三、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意象是表象和形象之间的桥梁，它比表象有更高的概括性和更丰富的内容，却依然保留着表象的具体直观特点，不过意象不具备形象的物化形态。”意象是作者情感作用下表象主观化的结果，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它能表现作者的情感、思想。古人所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正是如此。《冬天里的春天》之所以给人一种朦胧的审美感受，是因为小说中处处弥漫了一系列独具韵味的江南意象:雾、红荷鲤鱼、马齿苋、银杏树、鹊桥山等。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雾和红荷鲤鱼。
石湖上空的雾，一开幕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一种迷蒙阴森的压抑之感。随着情节的发展，雾也不断变化着，时浓时稀，忽明忽暗，雾来时一切都若有若无，引人遐想，雾消时，形象鲜明，景物清晰，它自始至终，笼罩全篇。作者不是故意玩弄烟幕弹，这是与社会环境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于而龙的一生，似乎和迷雾有着难解难分的因缘，117他的许多记忆，尤其是辛酸的、苦涩的、思痛的回忆，总是笼罩着迷迷蒙蒙的雾，在他漫长的生活途中，像舢板一样，不止一次地驶进过浓浓的迷雾之中。就艺术形象而言，作品中的雾呈现着不同的形态，或浓重或轻淡;浓重时像帷幕，十步之外不辨人马;轻淡时如薄纱，百米之内依稀可见。雾这一意象，不仅为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创造了一种朦胧的美，而且还减少了大量的非情节因素，它在作品的结构上，就像一件道具，把上一个镜头和下一个镜头连接起来，使得结构更加精练，也使得作品洋溢着一股淡淡的馨香。红荷鲤鱼这一意象，它是“足智多谋”、“狡猾灵巧”、“胸有成竹”的老油条，它有“雄厚的体力”、“临场不慌的理智”，他勇敢、顽强，富有韧性和耐力，“懂得怎样战斗，怎样活下去”。我们从“鱼借水劲，如同共产党依靠群众那样，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句话中，不难领略到隐藏在鱼后面的“真相”。红荷鲤鱼从被捕到解脱，象征着主人公于而龙艰苦曲折的一生，象征着他激流勇进、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象征着他在死亡线上对人生的追求的意志力和在血海深仇中百折不挠，坚决复仇的意志力。作品在钓鱼这一情节上花了很大的笔墨，并借助象征的手法来构成秩序，并不刻意追求事物的真实情，而是以虚幻和假设的情景来模拟。它的独立的艺术功能只在于隐喻和暗示上:红鲤鱼的精神，就是于而龙学习的精神，它向往着石湖，绝不放弃最后的希望;它终于回到了给它力量，给它生命的石湖之中，于而龙也终于回到了给他力量、给他生命的母亲的怀抱里。这是红荷鲤鱼这一意象给读者的启示。意象的形成过程受作者潜意识的影响，会带上浓厚的潜意识色彩，它与作者的身世经历、人格个性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者以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而步入文坛，并因此受到二十余年不公正的待遇，他又何尝不像于而龙那样，在漫长的生活途中，像舢板一样，不止一次地驶进过浓浓的迷雾之中。重出之后，他亦未改初衷，积极入世，红荷鲤鱼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百折不挠的追求不正是作者的价值取向吗?所以，《冬天里的春天》这部小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审美追求。
四、情节结构
从题材和主题的褥要出发，打乱时空秩序，吸收戏剧和电影的某些手段结构作品。从展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出发，吸收意识流手法，借主人公的视觉、听觉等感觉来网结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将作者的议论或抒情化入主人公的灵魂中，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自然地表露作者的倾向，减少大的非情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