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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 编辑
讲史说的是历史兴亡和战争故事，如《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说话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字样，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宋元长篇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长篇话本篇幅较大，为讲述方便，实行分卷分目，每节标明题目、顺序，这是小说最早的分回形式。经长期演变完善，至明末，章回小说的体例正式形成。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用工整的偶句（也有用单句的）作回目，概括这一段落的基本内容。《三国演义》便是典型的章回小说。明清至近代，中国的中长篇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现当代的一些通俗小说也仍在沿用此种形式。
题目
章回小说的每一回合的标题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比如《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立首功”，都能准确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这也符合了当时民间艺人为了吸引听众而使用这样的标题来点明内容。标题一般也比较简略，使人能更好的理解文章
内容
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往往分成三大类，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怪异。大多数的章回小说都是历史演义，顾名思义，这类的章回小说都是以历史为基础而编写出来的，但为了使小说内容精彩，制造一定的矛盾，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英雄特色或者是一特定的主题，作者都会大都是写得“三分实，七分虚”。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中，把曹操的奸诈狡猾、嫉贤妒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之中有些内容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曹操在历史上所做的功过一概不提，而极力去描摹诸葛亮的神通广大，甚至记叙了一些该人未曾做过的事件。这是章回小说的特色，能够极力渲染一些英雄豪气，是一种艺术手法的体现，中国章回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会把二者混淆起来，而真正要了解历史，还是应该去读特定的史书。
章回小说的开头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引首类、楔子类、缘起类。引首类与话本的入话、头回非常相似，以诗词、议论、小故事引入小说正文；楔子类以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为代表，指在小说开头借助于神话、故事等叙述方式来阐释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类开头；缘起类以《红楼梦》为代表，这一类开头主要是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注重从结构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总体。本文从文体渊源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开头模式化的成因。首先，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有着共同的文体源头——说书艺术，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文章分析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对章回小说开头方式的影响；最后，文章还指出八股文对章回小说的深刻影响。
引首类
这一类开头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小说开篇先有一首或几首诗词，有的小说在诗词议论之后，再叙述一段或几段与小说正文相类或相反的故事，从而引出小说正文。更多的小说并未注明引首，而是直接用诗词议论开头，我们也将其归入此类。以诗词议论开篇是绝大多数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这是受话本小说入话的影响。诗词议论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种情绪，抒发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论说作品主旨，进行劝诫。
引首类开头中的叙事部分，往往是与正文内容不相干的小故事，仅因其题旨与正文相似，其功能都是为了引起正文，称其为引子，再恰当不过。尽管绝大多数引首的性质同话本小说入话、头回的性质相同，但明人用引首而不用话本现成的体制名词入话、头回称呼它，体现了明人试图建立章回小说体制思想的初步尝试。
楔子类
楔子类指的是在小说开头借助神话故事等叙述方式来阐明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类开头。虽然仍有头回的痕迹，但其故事的内容已不再是与正文无关，而是与正文的思想、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楔子类加强了章回小说开头与正文之间的关系，使开头与正文成为血肉相连的整体，充分发挥了小说开头的结构功能和寓意功能。有一种楔子是作者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感悟，用寓意的形式表达出来。此外，还有一种用梦作楔子来暗示作品情节及内容寓意的开头。这样的楔子无论是迷信的、神话性质的因果解释，还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梦境与隐喻，这类楔子摆脱了引首类直接说教的作法，体现了作者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缘起类
这一类开头主要是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注重从结构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总体，已摆脱了话本体制的影响，其代表作是《红楼梦》。在第一回里，作者既交待了创作缘起：“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又交待了《石头记》一书的来历：“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还略述了创作原则：“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不仅如此，他还借甄士隐的梦，捏造了一个神瑛侍者、绛珠仙草前世情缘、后世还泪的神话故事，以之来解释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有情无分的爱情悲剧。如此详尽地交待关于创作缘起的一切有关事宜，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
贾宝玉
章回小说红楼梦
设计理念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者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塑造、评价人物，表现、设计不同的价值人生，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人格。尽管章回小说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群体人格和个体人格仍然构成了章回小说最为基本的人格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强调的是群体人格，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伦理人格，以传统道德为轴心的社会价值构成了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三国演义》主要通过对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人格要求；《水浒传》则主要通过对被统治者之间及其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人格追求。《儒林外史》、《红楼梦》注重的则是个体人格基础上的人文追求。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个体人格和人文人格的统一，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自我价值构成了新的人格理想。《儒林外史》主要通过杜少卿等形象的塑造，以及传统文化中人文因素的发扬，表现了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而《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创造和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表现了作者对人文人格的追求。
价值
章回小说水浒传
综述
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讨的课题。近代，王钟麒就通过章回小说的当代观照，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因为“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作为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说的创作“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因为“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作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亵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注：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举例
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污浊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章回小说人格悲剧最为本质的社会根源。这一点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价《水浒传》时所言：
章回小说七侠五义
意义
章回小说的价值人格寄寓了人们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矛盾，又规定着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悲剧实质。正是通过价值人格的悲剧，章回小说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首先在于通过群体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群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出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章回小说的这一悲剧特征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典范的体现。群体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以道德规范作为价值人格的基本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论是刘备还是关羽，或者诸葛亮，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作为“仁君”的典型，“仁慈宽厚”、“躬行仁义”构成了刘备性格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一特征，寄寓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为“贤臣”的典型，诸葛亮的性格集中体现为超人的智慧和对蜀汉的忠贞，这种性格也体现了作者对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为“义友”的典型，“义重如山”是关羽的主要性格，通过这一性格表达了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贤臣、义友这些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价值人格，形成了一个理想人格体系，表现了作者和当时的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曹操在《三国演义》的总体构思中是作为理想人格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残忍狠毒、阴险狡诈、损人利己构成了曹操性格的主要特征。尽管在他身上也有着“雄”的一面，但着眼于伦理价值，曹操仍然是“恶”的象征。“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操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他那种对上不忠、对下不仁、对友不义的恶德和《三国演义》中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对立，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对立，是善与恶、群体人格和黑暗现实的对立。就总体构思而论，《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终毁灭的悲剧结局，在表现了对群体人格热烈赞颂与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从而实现了对“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浊社会的深刻批判。
体现方面
伦理道德自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得到突出体现。第一，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相互消长。伦理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通过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才能起到调剂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时会导致对另一道德规范的否定。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第二，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转化。道德的本质是调整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不断的调整，从而引起道德观念的变革。而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必然导致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因而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自身批判的过程。体现在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尽管伦理判断是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主要形式，并直接影响到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建构，但由于伦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发展和价值人格的演化过程，也是实现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过程。而章回小说正是通过价值人格自身和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剧结局，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批判。
批判性质
章回小说还通过个体人格和道学人生的矛盾冲突及个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了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主体意识的弘扬，重视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严，追求自由生活形成了新的人格价值取向。
举例说明
这种个体人格思想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上得到最为突出的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构成了贾宝玉价值人格的核心。这种价值人格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对“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体现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贾宝玉厌恶贵族生活，蔑视仕途经济，追求自由生活的人格理想；体现在婚姻观念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强调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贾宝玉的个体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封建道学人生的冲突。贾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冲突的直接体现。在《红楼梦》中的贾政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正统的道学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说：“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作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风声清肃”；作为家长，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贾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设计的正统的道学人生，而作为两种不同价值人生冲突的结果，贾宝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结局，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中举出家就是这种结局的具体表现。而《红楼梦》正是通过贾宝玉人格的悲剧和理想的毁灭，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道学人生对个体人格的窒息与扼杀，作品的封建伦理批判意义也在这里得到深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