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 编辑

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是《地下》的续集，亦为根据录音整理的采访实录。继采访东京沙林毒气事件被害者之后，作者又于1997年对多名奥姆真理教原信徒进行采访，了解邪教组织的内部情况和信徒的精神世界，提出疗救的主张。绝大部分篇幅是原邪教成员口述的邪教黑幕，与《地下》同样详细逼真，触目惊心。寻求疗愈的他们为何制造了“地铁沙林”这一毫无救赎可言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他们为何难以在现世中正常生活，他们追求的梦想国到底在哪里，直面奥姆信徒进行的彻底访谈，和河合隼雄先生之间的不设防对话实录，揭示现代社会包裹下的内心阴暗的一面。

狩野浩之（一九六三年生）生于东京，但很快搬到郊县，在那里送走了少年时代。弟妹各有一个。上大学时弄坏了身体，开始去奥姆真理教主办的瑜伽道场。仅仅二十天后麻原彰晃便劝他出家，五个月后出家。他是老资格萨马纳（出家者），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属科学技术省，在那里主要从事电脑操作。对他来说，六年时间的教团生活是一片晴朗的、美好的，一直持续到地铁沙林事件毁坏那种平稳为止。在教团中也遇到了许多朋友。

如今虽然还没有退出奥姆真理教团，但已从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同其他成员之间总的说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东京都内一个人生活，同时继续单独修行。对佛教怀有兴趣，理想是将佛教理论化。他说“经济上不想给教团添麻烦”。同伴中也有很多人离开教团。才三十二岁，往后走怎样的道路，心情想必摇摆不定。

采访时间很长，但一次也没从他口中说出“麻原彰晃”四个字。不仅名字，甚至教祖、GURUGURU：原义为印度教的导师、教师。这样的外围性称呼也未出口。始终回避称呼。大概很难将麻原彰晃式的存在作为语言顺利说出口来。只有一次使用了“那个人”这一表达方式。这点我记得尤其清楚。

看上去像是在道理上循规蹈矩思考问题那样性格的人。无论什么都要自行予以理论化才能接受和理解。要想从长年累月渗入骨髓的铁杆逻辑=教养中挣脱出来而转入“自己本身的活的逻辑”，可能要多少花些时间。总的说来，小时候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小学时代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比周围同学高出了二十厘米。体育也喜欢，很多运动都做得入迷。但上初中以后个子一点儿不再长了，如今比一般人还矮一些。怎么说好呢？肉体成长有时候也跟精神性的东西相呼应，开始一点点走下坡路。健康状态好像也是。

学习成绩不差，但起伏相当大。尤其上初中以后，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变得非常明显。学习本身倒不头痛，但对用功总好像有非常强烈的抵触感。就是说，自己想学的和学校教的，相差太大了……

对自己来说，学习意味着变聪明。可是在学校做的是死背硬记，如“澳大利亚有多少只羊”什么的。我想，那玩艺儿做多少也不可能变聪明。聪明那东西，以小孩时的印象来说，好比《姆米一家》《姆米一家》：芬兰儿童文学家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14—2001）的童话作品。司那夫金为作品中主人公。中出现的司那夫金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长大就是那么回事，就是具有那样的沉着啦知性啦智慧啦什么的。——您父亲是怎样一位人士呢？工薪族，开印刷机的。手巧，但讲不出道理。倒是没有动手打过我，但说是工匠气质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脾气暴躁，好生气。我一问什么就大发雷霆。学校的老师也半斤八两，我有什么疑问刚一深问，就马上火蹿头顶，不肯讲解。莫名其妙啊！那么大一个人，却因这么一点点事就脸红脖粗气急败坏。我心目中的大人印象和现实中的大人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

使得这个差距变得无可救药的，是我没考上大学复习期间在电视上看的《致星期五的妻子们》。看得我大失所望，心想就算成了大人也好像什么也没长大。——就是说，看电视剧时发现剧中人全都一塌糊涂，所以大失所望？是的。我心目中的大人图像彻底土崩瓦解。心想即使知识啦经验啦增加了，实质上也根本没出息什么。换掉那种外表，去掉表面性知识，剩下的岂不和小孩差不多？

另外，对恋爱那个东西也有很大疑问。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这个那个归纳一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单纯爱一个人和所谓恋爱是两码事。就是说，单纯爱一个人，其中不会有为了自己利用人家这样的事情介入。但恋爱不是这样，里边混杂着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东西。不用说，如果单纯爱对方就心满意足，那么单相思也完全不至于痛苦。只要对方没变得不幸，就算自己不被对方爱，自己也用不着为此闷闷不乐。最后所以变得闷闷不乐，总之是因为那里有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欲望。所以我认为恋爱那东西同单纯爱一个人是两码事。单相思的苦恼也会因此大大减少。——是够认死理的了！就算是单相思，一般人也绝不至于想到那个地步。的确是的。一天天我总是想这类东西。从十二三岁我就这个那个拼凑那类哲理性结论。一旦开始想什么，就一个人呆呆思考五六个钟头。对我来说，“学习”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在这方面，学校里教的只是分数赛跑发令枪那样的玩艺儿。

偶尔也跟同学讲起这个，但讲不下去。跟学习好的同学讲这种话，对方只是感叹：“嗬，你居然想这样的东西，厉害厉害！”但交谈没办法推进。根本遇不上能够就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开怀畅谈的对象。——一般情况下，思春期每当为这种本质性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人都是要专心看书的，以便从书中找到有益的建议。看书无论如何看不来，一看就看出各种各样的漏洞。尤其哲学书，虽然只看过几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这是因为，对于我的哲学是用来寻找“改善措施”的东西，通过深刻的认识来找。具体说来，就是深刻理解人生意义等本质性价值，以此增加欣喜和充实感，或弄清楚眼下该做什么。“改善措施”是最终目的，其中间阶段终究不过是阶段罢了。不料，我看的书是了不起的先生为了炫耀自己写的书，挥舞语言技术告诉大家他的智性多么多么高。这种东西看在眼里，就怎么也看不成了。这么着，我就对哲学那东西本身失望了。

还有一点，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件事，当时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把剪刀，就忽然心想：这剪刀虽说是大人们拼命制造出来的，但总有一天要坏掉。有形的东西迟早必然坏掉。人也同样，最后肯定有死到来。所有东西都朝毁灭勇往直前，倒退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毁灭才是宇宙的规律。这样的结论一下子浮上脑海后，看东西的眼光就变得相当消极起来。

比方说，如果自己人生的结论在于毁灭，那么，总理大臣也好流浪汉也好，下场岂不一个样？果真如此，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努力奋斗有什么用呢！假如人生的苦恼多过欢喜，那么岂不早早自杀更为明智？

如果只有一条通道，那就是“死后世界”。那是唯一的可能性。最初听得这种话时，心想那是多么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丹波哲郎丹波哲郎：日本电影演员。的书。是以否定性心情看的，想看他说了怎样的傻话。那是一本《死了会怎么样》的书。

我这人的性格，反正一旦开始想什么，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想个究竟。不会心想“算了吧，车到山前必有路”。非把脑袋里的东西明确分成两类不可：“这个明白”、“这个不明白”。学功课也是这样。老师教一个新的，我就会冒出十个新的疑问。必须全部弄懂之后才能往下进行。——看来是要给老师讨厌啊（笑）！非常讨厌我。例如什么“青春的绿色”啦，一碰上这样的句子就忍无可忍。还有什么“七跌八起七跌八起：日语原文为“七転び八起き”。”之类，爬起的次数岂不是比跌倒多了一次？可是，每次拿出这样的疑问逼问大人，都被大人一笑置之。谁也不理睬我，谁也不好好解释。一看见那样的人，就觉得他们实在太马虎了。对不明白的东西就那么稀里糊涂放过去。那样合适么？作为自己是有抵触情绪的。——我偶尔是两方面都可以解释的（笑）。不过身边是没有人耐心回答这样的疑问。可另一方面，一般世人正因为对细小地方适当敷衍了事，也才得以活下去啊！那是的。可是自己不能那样，觉得不能这样顺水推舟地活下去。

所以我认为丹波哲郎的书本身无聊透顶。不过其中介绍了斯维登堡，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神秘主义思想家。晚年研究心灵现象。著有《天界的神秘》等。的书，那本书看得我吃了一惊。斯维登堡是个有名的学者，即使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无足为奇，可是五十岁刚过忽然成了特异功能者，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关于死后世界的记述。看了那种书，不由得对书中敏锐的逻辑性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其他这方面的书不同，给我的印象是逻辑上无懈可击。对我来说，理由和结论的关系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产生了信赖感。

这么着，我想查一下资料，弄清死后世界是怎么一个东西。临死体验方面的资料这个那个看了好多，受到的震动相当大。日本也好外国也好，人们的证言惊人地相似。而且都是真名实姓带照片的证言——那些人异口同声一齐说谎的概率是几乎没有的。得知“karmakarma:文中译为“业障”。karma认为善恶行为将导致在现世或来世受到相应回报或报应，前世报应，业，业障。为方便阅读，以下姑且以“karma（业障）”之译在文中出现。法则”是后来的事。得知后，从小怀有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

还有，佛教的根本性无常观和我所考虑的宇宙毁灭法则是同一回事。我对那种东西的认识是消极的，但由于那样的关系，我非常顺利地进入了佛教。——读了与佛教相关的书？太正规的佛教书我没有读。内容好像不直接，找不到改善措施。经文什么的出现好多好多，怎么也找不见中心点。感觉上好像没办法检索到自己想知道的部分。相比之下，直接的经验之谈对我想知道的东西写的直接得多。当然，不能完全信赖的部分相应也是有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确信，确信自己能够区分那个人的话哪部分可以信赖、哪部分不可信赖，自信在经验上或直觉上具有加以取舍选择的能力。——听你这么说，好像你一直排斥同自己拥有的理论啦感觉啦相对立的要素。就是说，作为对抗价值，你身上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东西促使你从相反的立场挑战世人怀有的理论和感觉。不过，想积极参与的念头却不强烈，是吧？从上小学开始，跟大人争论就很少败过。这样一来，周围的大人们在我眼里就全都显得很蠢，尽管实际上不蠢。现在很后悔，后悔当时不该那么看待大人。当然还不成熟啊！每当要争论什么，自己心里明白什么东西自己不是对手，就巧妙回避了。这样，剩下的这方面就百战百胜。从小学开始跟老师争论就没败过阵。以致变得过于自信，我想。

不过跟身边同学相处得很好。说话内容也适当迎合对方。什么地方怎么说对方容易接受——对此非常清楚。因了这种感觉，朋友也相当不少。让朋友开心，自己看着开心，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回到家后，就自己一个人沉思：这么活下去到底会怎么样呢？归根结底，能够跟自己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一个也没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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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本书采访期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争取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案犯的公审。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地铁沙林事件案犯们是怎样的人、看他们长得什么样，亲耳听一听他讲述的话语。并想知道他们现在想的什么。然而我在那里实际目睹的是不无凄凉阴郁的、无助无救的场景。法庭总是让我想起没有出口的房间，想起本应是从哪里进来的、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的噩梦中的房间。

作为被告(案犯)的他们的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好像对作为教祖的麻原彰晃感到失望。曾奉为尊师的麻原最终堕落成了招摇撞骗的宗教头目。他们认识到自己曾为狂热(只能认为狂热)的欲望被他巧妙利用了。关于那点——即按其指示犯下现世性重罪这一事实——深表反省和后悔。他们中的多数人毫无保留地对现在的麻原直呼其名，在某种场合甚至掺有轻蔑意味。我推测，那样的反省之念或一种愤怒恐怕是出自真心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设想无谓地剥夺无关之人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是这些人所希求的。尽管如此，关于自己在人生某一节点抛弃现世而向奥姆真理教寻觅精神理想国这一行为本身，看上去却似乎没有实质性反省和后悔。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

作为一个表现，当法庭要求他们就奥姆真理教的细部加以解释时，他们屡屡采用“这是一般人士所难以理解的”这一表达方式。每次听那样的陈述，我都不能不从其中独特的声调中得到这样的印象——说千道万，这些人至今仍持续怀有自己处于比“一般人士”高的精神层面这一精英意识。“我们确实犯了罪，对此由衷感到歉疚。我们错了。但归根结底，那是欺骗我们、下达一系列错误命令的那个麻原彰晃不好。如果那个人不丧心病狂，我们理应现在仍然平和安稳地进行正确的宗教性追求，不至于给任何人添麻烦”——我感觉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出声，而是作为言外之意)想要这样讲述。换言之，“出来的结果的确不好，对此表示反省。但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的方向性本身并没有错，不认为对那一部分也应一概否定”。

这种对于“作为方向性的正确性”毫不动摇的信念，不仅仅这次采访的一般奥姆真理教信徒，而且现今已不再是信徒并对教团采取批判性立场的原信徒当中甚至也可时常找见。我问他们每-gX：“你为曾经加入奥姆真理教后悔吗？”问他们作为出家信徒脱离现实世界的那几年“没有白费吗”？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回答：“不，不后悔。不认为那段岁月白费。”那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现世中基本不可能得到的纯粹的价值。因为纵使作为结果转换成了噩梦性质的东西，其光照辉煌而温暖的初期记忆至今仍鲜明留在他们身上，而那是不可能用什么其他东西简单取代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他们而言，不妨说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状态至今仍“处于通电状态”。关于如今它在结构上已是危险体制这一事实，即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也知道自己在其中穿行的岁月包含许多矛盾和缺陷。在我看来，他们重返那一容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如此，奥姆真理教这一理念仍多多少少作为流淌血液的原理在他们胸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带有具体情景的理想国、作为光照的记忆或作为烙印而仍在呼吸——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假如有与此相似的发光的什么再次倏然出现在眼前(那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宗教以外的东西)，那么，他们当中说不定有人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对于我们的社会，当今最危险的，较之奥姆真理教本身，可能更是“奥姆性质的东西”。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后世间视听集中转向奥姆真理教的时候，时常听得这样的疑问之声：“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此精英会参加莫名其妙的危险的新兴宗教？”的确，奥姆真理教团的干部中，具有响当当学历的精英分子齐刷刷成排成列(尽管多少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世人得知为之目瞪I ll呆也不无道理。而我觉得有一件事好像没有得到认真对待，那就是：那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轻易抛弃唾手可得的社会地位而投奔新兴宗教，会不会是因为现代日本教育体制存在某种致命性缺陷？

然而，在我连续采访奥姆信徒、原信徒的过程中，我强烈感觉到的是：那些人并非处于“尽管身为精英”这一语境中，恰恰相反，恐怕正因为身为精英才一下子跑去那边的。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一九三一年“伪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合下在日本唾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侧，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咱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冬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冬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单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就奥姆真理教而言，由于是同时代发生的事件，故而此刻在这里就那个什冬的内容下定义还是有难度的。但广义说来，我认为同能够就“伪满州国”式状况所表述的大体相同的情形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上也应该能够适用。那里存在的是“宏大世界观的阙如”和从中派生的“语言与行为的乖离”。

众多理科出身、技术出身的精英们抛弃现世利益而投奔奥姆真理教的理由想必五花八门。但他们共同怀有的意愿，是想把掌握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用于更加深有意义的目的。对于自己那种资质和努力在大资本和社会体制等非人性、功利性制粉机(mill)中被无谓地切割消耗，他们不能不怀有深刻的疑问。

在地铁千代田线施洒沙林致使两名营团①地铁职员死亡的林郁夫显然是那一类型中的一员。周围人评价他是“关心患者的优秀外科医生”，但恐怕正因如此他才开始对充满种种样样矛盾和缺陷的现行医疗制度渐渐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结果被奥姆真理教提示的切实可行的精神世界(一尘不染的高度理想国)所强烈吸引。

他在其著作《奥姆与我》中这样记述了出家当时对教团怀有的印象：

“麻原在说法中讲了香巴拉化计划。即要建设‘忘忧树村’(10tus Village)。那里有名为‘无影灯医院’(astral hospital)的医院，还有名为真理学园的一贯制教育的学校(中略)。医疗将使用来自麻原冥想的异次元(astral)和过去活生生记忆中的所谓astral医学，根据病人的karma(业障)和能量状态而将死和转生纳入考虑(中略)。我将在绿色多多的大自然中点点分布的建筑群中专心致力于医疗和教育那种当时梦想中的医院和学校景象同‘忘忧树村’相互重合起来。”

他投身于这样的理想国，不为现世污染，坚持严格的修行。同时进行自己彻底认可的医疗实践，梦想使更多的患者获得幸福。当然承认其动机是纯粹的，也承认他在这里讲述的蓝图足够美丽壮观。可是这种天真的言说同现实的乖离是何等严重！这点后退一步想一想就再清楚不过。在我们眼里，简直像是一幅缺乏远近感的匪夷所思的风景画。可是，纵使当时我们是林医师的私人朋友，向考虑出家时的他有效证明那种乖离性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作业(即使今天恐怕也实在是很难的)。

不过说实话，我们要向林医师讲述的，本应是十分简单的事。其一，“现实本来就是含带混乱和矛盾并因之成立的东西。倘若排除混乱和矛盾，现实也就无从谈起”。其二，“即使以为已经按照看上去似乎整合完备的语言和逻辑而顺利排除了一部分现实，被排除的现实也必定埋伏在某处向你复仇”。

可问题是，林医师大概不会因这样的劝说而心悦诚服的。想必他要编排专业术语和常规化逻辑尖锐地加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强调自己要走的道路何等正确和美妙。而我们可能不具有足以跨越其逻辑的有效的劝说语言。其结果，或者在某一地点缄口不语亦未可知。诚然遗憾，但缺乏现实性的语言和逻辑往往比含带现实性(因而必须像拖重石块一样一一拖着夹杂物行动)的语言和逻辑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难免在未能理解对方语言的情况下各奔东西。

林郁夫手记的许多部分使得我们停下来陷入沉思。“此人何苦去这样的地方呢”这一朴素的疑问和“可我们怕是无计可施的吧”这种无奈感在我们心中同时涌起。那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分外悲凉。最为变幻无常的，或许是本应对“功利性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人却不妨说是以“逻辑的功利性”为武器毁掉了许多人。世间流行的“新纪元”言说之所以屡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不是因为它“超现实”，而归终不过是因为现实的浅薄的戏谑化罢了。

可是，又有谁在考虑“自己是个无所谓的人，所以即使在社会体制的齿轮中被切削死掉也没什么关系’’呢？或多或少，我们所有人都想亲手确认——如果可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活着的意义和不久死亡消失的意义。自不待言，真诚寻求那种答案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遭受指责的原由。尽管如此，致命的“纽扣系错，，仍在哪里开始了。现实之相开始一点点扭曲。蓦然回神，本应约定好的场所早已变成了并非自己追寻的场所。一如马克‘斯特兰德的诗所说的，“山峦再也不是山，太阳再也不是太阳”。

即使为了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林郁夫，也要就我们的社会使得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悲剧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问题再次从根上加以思考。世上许多人看上去似乎将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作为“已然过往的东西’’加以处理。认为那固然是一起重大事件，但犯人也几乎全部逮捕了，已经告一段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向偏执性宗教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述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

(此文是以就林郁夫氏所著《奥姆与我》在《书话》九八年十同号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撰写的)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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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匣子”：开启与解读

（译序）

林少华

“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任何人的历史，都有若干戏剧性分水岭。”2000年前后村上春树在应美国一家杂志之约写的题为《东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后世历史学家检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的时候，一九九五年这一年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是使得日本这个国家急剧转换航线的年份。话虽这么说，却又并非特定某个人负有转换的责任。而是由奇里克（Giorgio de Chirico）画中出现的那样没有面孔没有姓名的某个谁也不是的神秘的谁在黑暗的操纵室里静静转动船舵。”村上继续下文：“我在远隔太平洋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迎来了这个不吉之年。波士顿郊外一所大学有个日本文学小班要我教，每年一到春天，我就跑那场美妙的波士顿马拉松，那期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离开日本来美国东海岸生活已经过去了四年。日历变为一九九五年为时不久，两个黯淡的消息从日本传来。但我那时听得的，并非菲茨杰拉德听到的那种‘遥远而空幻的回声’。那是清晰可闻的不吉利的轰鸣。”

“两个黯淡的消息”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突然发生的7.2级强烈地震。当时神户及其周边城镇的居民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不料倾刻间天崩地裂，房倒楼塌，高架公路“拧麻花”路面车辆“翻筋斗”，无数血肉之躯被钢筋混凝土压在下面。继而火光冲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难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

另一个是震后不久的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这个偏执性新兴宗教团体派人分五路钻进三条地铁线的五节车厢，在清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扎破装有液化沙林毒气（纳粹在二战期间开发的剧毒瓦斯，萨达姆·侯赛因曾用来镇压库尔德人）的塑料袋，毒气随即挥发，在封闭的车厢和空气流通不畅的地铁站台弥漫开来，十二人因此丧生，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不少留下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村上春树认为二者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3③·“解题”》，讲谈社2003年3月版）换言之，这是彻头彻尾的两场噩梦。地震天灾噩梦终结了日本抗震技术的神话，沙林人祸噩梦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而且一并终结了日本社会管理机制和民族精神架构的神话。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战后最没神话的一年——“日本号”巨轮从此转航，辉煌灿烂一望无际的GDP神话海域转而驶入风急浪高噩梦频频的暗礁航道。

无须说，对神话谁都津津乐道，对噩梦谁都想尽快忘掉——实际上就连当事人也很快三缄其口——但村上不同，他很快终结了为期四年半的旅居美国生活，于一九九五年六月返回日本，返回人们力图忘却的噩梦现场。他不再潜入深层意识的“地下室”鼓捣那些神鬼莫测的超现实主义小说，不再醉心于“匿名性”个人生活，不再歪在檐廊里听着爵士乐逗猫玩，而是开动双腿勘察噩梦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遗痕。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作为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为题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同年十一月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您手上作为《地下》续篇的《在约定的场所》。

书名来自开篇前引用的马克·斯特兰德的诗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这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是的，醒来一看，本应约定好的场所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场所，约定的天国忽然变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实际上在村上眼里也是“黑匣子”。“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剖析——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村上春树在书的前言中写道，“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正面对待‘奥姆’方面，也是因为我持续怀有这样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尽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解决。日本不存在接收从日本社会这一主体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轻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体制（sub system）=安全网——这一现实在事件之后也全无改变。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质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纵然在此摧毁了奥姆真理教这一集团，结构与之大同小异的吸附体——奥姆性存在——也迟早还要登场，同样事件说不定卷土重来。”

不难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图忘却甚至掩饰奥姆事件的社会主流意识于不顾，决意打开“黑匣子”，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产生“黑匣子”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土壤。这势必导致他对“恶”的追究，甚或对善恶定义的重新审视和判断。而这恰恰与他追求的一个创作主题有关。他在书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部分再次表明恶也是其创作的一大主题：“过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恶这个东西的形状，但无法顺利聚焦。就恶的一面是可以写的，例如污秽啦暴力啦谎言啦。但如果写恶的整个样子，就没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写《地下》期间始终考虑的事……”即使就奥姆真理教及其制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认为“什么是恶”这一定义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着说道：“即使在那样的意义上，你下次写的作品（小说）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毕竟是在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写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2002年的《海边的卡夫卡》还是2004年的《天黑以后》都致力于探索以另一种形态出现的恶及与恶相关的暴力，2009年、2010年的三卷本《1Q84》显然是村上对这一主题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艺术结晶，而其源头无疑是《地下》尤其是《在约定的场所》这个打开的“黑匣子”。

书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奥姆信徒访谈录。这部分立体地、全景地、个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里面的种种人物和场景。“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留在这里绝对死掉”、“曾给麻原要求过性关系”——仅看标题就不难想像“黑匣子”里面何等不堪、何等骇人听闻。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对话部分又分为“围绕《地下》”和“与‘恶’共生”两部分。河合是日本极有名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生于一九二八年，前几年去世。生前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小泉内阁时期出任文化厅长官要职。尤以“心”学研究闻名，著有《古代故事与日本人的心》、《心的处方笺》等。据不完全的资料，不喜与人交往的村上也至少有两个相当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原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鲁宾译过《奇鸟行状录》和几个短篇，这两年又译了《1Q84》，其研究村上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冯涛译）。村上的另一个好友，就是这位河合隼雄。包括书中这两次在内，村上和他一共对谈了四次。而且都是带着问题的长时间对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对谈内容后来以《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可以说，河合是村上最为情投意合的朋友。也是对村上的小说给予极高评价（如称赞《海边的卡夫卡》是“伟大的物语小说”）的不多的学者之一。

如果说，访谈录部分旨在开启奥姆这个“黑匣子”，那么对话部分连同后记则是对“黑匣子”的解读。前者读起来让我困惑、纠结和不胜唏嘘，后者译罢则让我陷入沉思，一时难以自拔。其中有三点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思考和回味。一点是，村上认为奥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个人自身。他在后记中写道：“向偏执性宗教（cult）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达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这段话完全可以理解为，较之解决奥姆本身，铲除滋生奥姆性因素、奥姆性毒苗的社会土壤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

第二点，纵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开始就那么坏，很难设想无谓地剥夺无辜者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的变坏犯罪，应该同奥姆教团这一体制、这一组织有关。在村上与河合对谈部分中，两人都倾向于相信起始阶段麻原或奥姆真理教是“相当纯粹”的，也有相当强的感召力，理应成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错的托盘”或“容器”，然而并非如此。关于原因，河合着眼于“组织”，见解亦颇见深意：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换言之，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作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细想之下，不能不承认河合隼雄这番言说有其相当强的历史和现实洞察力，读来发人深省。

第三点，“与恶共生”。与上面第二点相关，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恶就成了存在于组织、体制甚至每一个人内部抑或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认为，“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河合明确反对把善恶绝对化：“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那样一来，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的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于是就出现了平衡感和自觉的问题：“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村上进而得出结论：“与‘恶’共生。”

不过，村上说不能断言“社会正在恶劣化”。他大约在2002年就奥姆问题、沙林惨案写了一篇题为《追求共生的人们，不追求共生的人们》的文章，谓社会既没有特别变好，又没有怎么变糟，只不过一天比一天显得混乱罢了。“若用粗暴的说法，社会本来就是恶劣的东西。但无论怎么恶劣，我——至少我们中的压倒性多数——也必须想方设法在其中生活下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坦诚地、老老实实地。重要的真实性莫如说是在这里。”他进一步认为，不能把社会中的外在混沌作为障碍排除掉，而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内心混沌的反映接受下来。换言之，正因为我们自身怀有矛盾、庸俗、伪善和怯懦，社会上才出现这种种现象。“这样一想，我们的心情或许会多少变得轻松些，或许我们皮肤的内侧（自己）开始顺利同外侧（社会）沟通，或许我们心中的个人故事开始具有作为联结二者的装置的必然性，或许我们会有效地出入其间并且拥有多重视角，我们的行为会多少趋于多层化。”村上最后果断表示，假如我们刻意排除外部的混沌和矛盾，那么岂不同排除自己的体液（故事）是同一回事了？

总之，即使在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层面，恶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没有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纯粹”的空间，弄不好，就有可能误入鼓吹“纯粹”的偏执性宗教团体甚至为排除“恶”之现世而像奥姆那样不惜诉诸暴力。而若以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善的名义追求“纯粹”而来个除恶务尽，甚至有可能导致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运动的发生，何况已经实际发生过。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一定程度上“与‘恶”共生”。自不待言，这同对刑事犯罪之恶的姑息养奸不属同一次元，更不意味放弃对各种恶之“黑匣子”的追究。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恰恰相反。

村上春树一次这样说过：“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要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这本《在约定的场所》则是用真实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非常值得一看。这不仅仅是窥看“黑匣子”，还会看到此外许许多多。

顺便报告一句，这是我翻译的第四十一部村上作品。如果说村上是用虚假的砖块砌他的墙壁，砌他在二〇〇一年致中国读者信中所说的“远游的房间”，那么我则是用中文这个砖块依样重砌。毕竟砖块不同，再是能工巧匠，完全不走样也怕是不大可能的。非我自吹，即使多少走样也是漂亮的房间。这既要感谢村上原著又必须感谢中文这个世界最古老的语种，同时也得感谢无数读者朋友——他和她才是房客，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资格审视房间是否漂亮，述说住起来是否舒适。

不再饶舌了。依然期望诸位朋友的批评指正，来函请寄以下新址：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于窥海斋

时青岛春雨淅沥灯火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