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也称作开发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指经济、技术、人民生活水平程度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标准主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均GDP相对比较低，通常指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战略要地，无论从经济、贸易上，还是从军事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从未来趋势看，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人类大家庭19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中文名：发展中国家

外文名：Developingcountry

别名：开发中国家、欠发达国家

适用领域：国家称呼

应用学科：社会学、经济学

分布范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

人口比例：70%以上

世界陆地比例：70%以上

主要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

人均GDP情况：相对比较低

地域情况：地域辽阔

人口情况：人口众多

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从国际组织来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明确提出过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并在法律上予以确定。联合国明确认定了50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则通过承诺更多的国际义务，或不寻求某些特殊的待遇而确立自己发达国家的地位。在国际上有一种共识，某个国家一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便被认为是经济发达国家，但随着一些取得良好发展绩效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的加入，使这种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变得难以把握。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也没有给发展中国家下过明确的定义。由于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发展中国家做出划分，通常的做法是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现改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参数。这种做法虽然简单易行、也比较有效，但单纯的GNP（GNI）或GDP难以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状况。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律文本中同样也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明确概念。《WTO协定》中的发展中国家条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型条款，即成员”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时自主享有《WTO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另一类则是被动型条款，即一成员认定某些成员为发展中国家，并在其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给予这些成员以更为优惠的差别待遇。由此我们看到，即使是最富权威的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认定或划分，也大多是出于处理国际事务和便利贸易往来需要的技术性规定，而没有在理论上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发布的资料来看，当今世界除了以下发达国家剩余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英国、爱尔兰、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奥地利、瑞士、挪威、冰岛、丹麦、瑞典、芬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马耳他、塞浦路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新加坡

2021年7月2日（日内瓦当地时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议中通过韩国地位变更案，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

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有以下这些∶

学术类实用分类

新型工业化国家（NICS）

拉丁美洲国家

非洲沙漠国家

石油输出国

发展中人口大国

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

前殖民地国家

世界银行分类

低收入国家（LIC）

中低收入国家（LMC）

中上收入国家（UMC）

高收入国家（OECD）

其他高收入国家

截至2011年7月1日，低收入经济体系指其2010年平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的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1006至3975美元；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3976至12275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12276美元以上。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前三类。

发展中国家GDP一览表

发展中国家是与发达国家相对的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又称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去一般都是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主义阶段过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和侵略，把世界10亿以上人口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经过长期的反帝反殖斗争，这些国家取得独立，有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旧经济结构并没有彻底摧毁，一些经济命脉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国际垄断资本手里。发展中国家虽然根本改变自身的附庸地位，但仍面临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

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历史命运，面临共同的任务与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取得独立发展中国家，大多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并实现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合作，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联系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新独立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开展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有：①不结盟运动。反对参加大国军事集团和与大国结盟。不允许在该国建立大国军事基地，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共同参与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②发展运动。主要任务是变革以控制和掠夺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行动主要体现为南北对话和加强南南合作，重点是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对话的发展。③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70-80年代达到高潮。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强，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建立完善的现代宪政制度，实行普选，加强法治。

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的消失，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讲，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概念集合”，第三世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有着特殊包容性和亲和力，尤其对那些弱小的民族和国家，给他们一种凝聚力与归属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生活里，第三世界的词汇仍然被大家广泛应用，不过在当前，第三世界已经不再具有特殊含义，它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同义语。

此外，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作“外围地区”，说明他们和“中心地区”（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与“支配”关系。当然，最为通俗简便的说法，是称之为“穷国”与“富国”相对立。然而，低收入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范围并不对等。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文莱等盛产石油国家人均收入虽然很高，同时却是不发达的。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以色列并不富裕，但他们是发达国家。况且穷与富本来就是相对而又不断变化的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较和动态中，才能把握含义。

从世贸组织的协定、协议分析，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判断依据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按1995年世界银行标准，是指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49个，其中29个是世贸组织成员。

第二大类是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

第三大类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即不属于上述第一、二类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但是，世贸组织没对这类成员，也没对“发达国家成员”规定判断标准这对一些协定、协议的执行会带来不确定因素。例如，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的国家可以被认定属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

虽然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在历史、文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差异很大，但这些国家却拥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1、低下的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水平的低下表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很低。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与少数富人生活水平的鸿沟也较发达国家大。最后，大范围的贫困。所谓贫困是指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2、低下的生产率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源素质、资本存量、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下。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23。

3、人口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一般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同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传染病的控制，两类国家在死亡率上的差别要小得多，这便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结果是在发展中国家儿童占总人口的比率较高，因此从业劳动力抚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目也多，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

4、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就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未得其用。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公开失业，指有劳动力和劳动意愿的人们得不到工作机会；另一种是低度就业或不充分就业，指劳动者形式上虽然就业，但得到的工作时间比他们能够工作的时间少，或指劳动者虽然在形式上得到充分就业的工作时间，但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却非常低，甚至接近于0。

5、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从生产结构看，低收入国家（中国和印度除外）农业在GDP中份额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从就业结构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多达50%～70%左右；从城市化水平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要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6、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贸易的类型，决定着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形势。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低，国内储蓄不足，经济建设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取得外汇。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引进必要的技术、外援和外资，而这些资源的国际转移条件也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支配，依附于发达国家。

7、不发达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独立后政府干预不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运行不灵且受到严重扭曲，无法发挥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能。

发展中国家过去一般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扩张、侵略，把世界10亿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经过长期的反帝反殖斗争，这些国家取得了独立，有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剥削。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彻底摧毁，一些经济命脉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国际垄断资本手里。发展中国家虽然根本改变了自身的附庸地位，但仍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面临共同的任务和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并实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合作，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新独立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开展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有：①不结盟运动。反对参加大国军事集团和与大国结盟。不允许在该国建立大国军事基地，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共同参与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②发展运动。主要任务是变革以控制和掠夺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行动主要体现为南北对话和加强南南合作 ，重点是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对话的发展。③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70-80年代达到高潮。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强，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实行普选，加强法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消失，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讲，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概念集合”，第三世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民族和国家，给他们一种凝聚力和归属感。

除了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赢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都是在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独立和解放，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权。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他们遭侵略、受剥削、被掠夺。殖民主义和宗主国看不起他们，将他们称为“蛮荒国家”、“野蛮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这些国家赢得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权，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获得平等的待遇，不能再忍受发达国家的凌辱和欺负。然而在经济上，这些国家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因此在战后初期，这些国家又被称为“落后国家”或“后进国家”（backward countries）。显然这种提法不妥，因为它不仅含有“低下”的意思，并且似乎是在表明这些国家一向落后，还将继续下去。此后这些国家又被称为“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或“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LDCs），意在强调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经济成长的低级阶段，和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较，仍然处于不发达的境地。

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一些过去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有了迅速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拉丁美洲的“经济奇迹”，使广大亚非拉国家看到了谋求经济发展的新希望。具体表现：他们的经济在发展，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改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提高；尽管他们还比较穷，但是国内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在增加；他们的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大多数国家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事业在不断完善。因此，大约在1964年联合国第一界贸易与发展会议前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并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几乎为所有不发达国家所接受，就连西方经济学中以专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不发达经济学”，也顺应这一潮流，改称为“发展经济学”了。

发展中国家的诞生，是20世纪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进程中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这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世界上最众多的国家、最广泛的人口开始将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民富裕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除了少数最不发达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迈进21世纪。在对发展中世界既往的发展实践进行总结时，《报告》指出：“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表明，发展是可能的，但同时它既不是必然发生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成功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各国及地区（除日本、韩国以外）、非洲各国、拉丁美洲各国、中东欧各国。

当下在世界上综合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欧洲：俄罗斯；非洲——南非，埃及，肯尼亚；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被誉为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被称为金砖国家）

1、第三世界的崛起，不仅根本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为了巩固民族独立所取得的成果，发展经济，必须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历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任务。战后半个世纪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使这一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很大的变化。

4、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它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

另外，在解决关系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诸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人口增长失控、粮食、能源、难民、禁毒等方面，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参与解决。

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总的看来，前30年经济发展较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陷入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10年”）。90年代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表现为：第一，创造了比独立前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创造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畸形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第三，民族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增强

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东亚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拉美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非洲现也已开始从诸多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而发展中国家仍持续快速发展。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将有利于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都一直在调整经济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该国国情制定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普遍地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代替过去的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发展战略，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效果。第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有企业实行转轨，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等。第三，调整产业结构。许多国家从强调以发展工业为重点转向重视工业和农业相适应的发展，注意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业），强化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努力实现各部门的均衡发展。第四，实行开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大潮，争取有利机会发展自己。

4、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战后50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政局稳定程度的不同，发展战略和改革调整水平的不同，科技、教育、文化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可以分为四类：第一，高收入的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石油生产与出口国。第二，上中等收入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等。第三，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占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多是农业国，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阶段，正在争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第四，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许多国家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当下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严峻问题：第一，债务危机，资金倒流。第二，粮食危机，依赖粮食进口。农业基础设施恶化，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第三，人口的增长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社会不堪重负。第四，政局不稳、战乱频繁，更加重了已有的困难，使居民流离失所。

政治发展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复杂，正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大体有以下类型：

1、议会共和制，即以议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政府向议会负责。总统由选举产生。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有：印度、新加坡等。

2、总统制，即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力。墨西哥、巴西等实行这种政体。

3、君主制，又分三种：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制），君主不掌实权，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权由内阁掌握，如泰国、马来西亚等；绝对君主制，君主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如沙特阿拉伯、阿曼等；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二元君主制），君主为国家元首，议会为立法机关，内阁既向君主负责，又向议会负责，但国家实权掌握在君主手中，如约旦、科威特、巴林、斯威士兰、摩洛哥等。

4、军人政权，即军人掌权的军事专制统治。在拉美、亚洲，军人政权曾一度很普遍，近一些年来趋向民主化，有所减少。

5、政教合一制和党政合一制。前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元首总统由公民投票产生，负责签署议会决议，提名总理人选，但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总统，而是宗教“领袖”。后者实际是通过宪法或法律，直接把执政党确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如非洲的扎伊尔、亚洲的缅甸等。

政党制也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以及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等形式。

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重要进步：

第一，摆脱了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

第二，探索适合该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

第四，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稳定了国内政治局势，保持良好的政治环境。但仍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有待解决：原殖民国家的影响；旧的传统势力；一些国家存在各种民族、宗教、教派的矛盾冲突。

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既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这一态势继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超过50%。紧随“金砖四国”，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又出现了VISTA五国和一批“第二梯队国家”。它们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发挥自身不同优势，彰显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7年，在世界经济20强中，新兴经济体占了7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了25个，形成“半壁江山”。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出现发展不平衡局面。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国与国之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发达国家群体中，同样出现较大贫富差距。挪威和卢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欧盟新成员保加利亚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9月发表的报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1980年是23倍，2006年缩小为18倍。

大变革

生存利益格局大变革：

世界经济失衡和南北发展同时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变。就国家和民族生存而言，发达国家群体早已确立生存优势，主要依靠科技不断创新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对国际贸易的主导、对世界主要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集团组合以及由它们制定的人类生存规则。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占有人类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挤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的总体恶化态势。然而，随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发达国家群体不得不与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领域内的“好处”。这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于此，还要获取更多“好处”，这样，便使它们的生存特征和生存行为逐渐远离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与发达国家磨合为“命运共同体”。

大调整

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具有强劲的发展能力和实力。但南北发展“双失衡”局面，造成全球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发达国家为确保自己的发展利益，迟滞新兴力量“夺走”更多的发展利益，开始抛出各种诱饵，拉拢一部分新兴力量与西方为伍，联手阻遏另一部分新兴力量的繁荣强大。其结果是，被拉拢的新兴力量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改善，而“被阻遏”的新兴力量不断冲破阻遏，也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通过竞争提升了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

大改变

政治利益格局内涵大改变：

以往，维持旧秩序还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争的主线，冷战时期被集团对抗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所主导，发展中国家成为博弈双方所争取的“中间地带”。冷战结束后，多种力量共生共存，谁也吃不掉谁。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类生存资源、生存环境、生存空间挑战，各国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对利益依存关系的关注。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最大的世界政治。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也推动着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前途和命运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科学发展，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有利。

对外关系

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强权林立，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的外交，弱小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个可以参考伊拉克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以前被列强操纵的联合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与发达国家对话的舞台，并且拥有很高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但是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主要还取决于八国集团。

转变

发展中国家曾经以较为完整的群体规模和相对统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动召开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次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动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国家，造成持续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

冷战结束前，发展中国家群体主要依托跨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尤其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ACPGroup）、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阿盟、非统（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重大问题上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美苏争霸损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隔离，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全球利益结构多元化，格局复杂化，国际规制呈现新的演化，多种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大分化、大改组。

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大都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它们的首脑会或外长会仍定期举行，仍发表大量的宣言、声明或公报，但少见实质性的合作行动，更谈不上统一的战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如分别拥有数十个上百个成员国的集团组织，在对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计划、阿以争端、达尔富尔、科索沃、多哈回合、气候、环境、联合国改革、油价暴涨等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争吵。

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例如，在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的57个成员国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的GDP总额约20442亿美元，占伊斯兰世界的72%。另外47国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文莱系富国外，其他42国总财力比不上沙特一国，它们欠长期外债7300亿美元，占其年GDP总额的87%，且无力偿还。海合会六国及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年收入达66063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如上情势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据世贸组织2007年评估，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倾销调查案出现发展中国家之间。

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小、弱、穷国不得不依据生存需要，围绕大、强、富国划线站队，或频繁“反水”，变更“阵营归属”。相当数量的民众对该国前途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滞留发达国家。

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除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的12个“原”发展中国家外，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一批国家，已经很不愿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在所谓“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日渐与西方趋同。

最新世界分组　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0年11月4日发布的《2010年人文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分组进行了重新的修正，修正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数量由2009年的38个，上升的2010年的44个，增加了6个。

俄罗斯

世界银行近日公布对各国经济的年度“考试成绩”：2017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10743美元，在前苏联地区则仅次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上述排名在充分认可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难免有“注水”之嫌。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随后发表评论即认为，世界银行“改卷不严”，给俄罗斯的“打分”偏高：“高收入”只表明了“单科分数”，而“发达”需要的则是“综合成绩”。

“高收入”排名提升了俄罗斯振兴经济的信心。全俄生活水平研究中心主任波波科夫对笔者说，此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改革阵痛达20年之久的俄罗斯，确有为之“自豪”的一面。此外，“高收入”也使俄实现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的宏伟目标变得可能。

发展中国家

中国

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仅排世界第94位 国家强或弱光看GDP总量不靠谱

“赶超”曾经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世界各国的GDP竞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2005年，我们超过了英国；2008年，我们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爱凑热闹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当然，也不乏抱着捧杀想法的。

美国《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日本《朝日新闻》叹息，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英国《金融时报》预言，世界将会适应这种新的方式。

与世界媒体高谈阔论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人面对GDP排名世界第二，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因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老二。

人均GDP全球才排第94

2005年至2009年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155个国家通过电话和入户等方式访问了数千人，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个北欧国家分列前四位。中国则与肯尼亚、加纳一起并列排在第125位。

当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却站出来说：“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排在全球第94名。总体而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姚坚表示，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尽管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若以人均计算，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姚坚坦言:“问题还仅仅表现数据层面，更深层次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提高。相比发达国家，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是在科技、环保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专家观点

中国经济隐藏着致病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

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

有专家指出，中国不算强大，而是肥大。肥大，不仅表现没有多少力量，而且还隐藏着诸多致病因子。

具体到中国经济，那就是含金量很低，科技创新不力，经济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换取。

这种隐藏的病因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致病了——环境污染、产品安全事故频发。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致力于改变，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GDP 多少不能成为国家强弱的标志

中国自己的历史一再表明，GDP的数字大小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

如果按照GDP总值来计算，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

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显然，当时各国都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国家收入不等于国民福祉

GDP绝不是万能的，这是属于GDP的“原罪”。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2010年4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先天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有人提出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

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 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

经济发展更要看质量

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更要看质量如何。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见绌，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职工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有网友曾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

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也指出，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涨薪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

网上一度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的成本：广州128万；杭州178.2万；上海200.82万；北京202.8万；深圳208万。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曾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体现了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分配不均中国经济发展有“硬伤”

这种焦虑也体现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

当中国快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已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直追纽约、东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自己，也让别人产生某种虚幻的错觉。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和边远山区、再以13亿人口做分母，平均中国一切数字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学者张维为曾在《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今 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但是，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

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时则已高达0.48。

两极分化拉低了人均GDP，使得中国的繁荣存在着一种假象。

中国的发达国家的实现

“如果完全按照历史经验来估算，中国21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4%；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中国人口13亿～14亿，发达国家人口10亿，中国的概率可能更小。”

1月30日，在“世界现代化400年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专家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说。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下称《报告》)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年度系列报告的第十本，分析了世界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和未来前景，并探讨中国现代化的事实和前景。

报告中称，根据过去300年的历史经验，21世纪发达国家大约为20个，发展中国家有100多个；发达国家有可能降级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升级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3组国家，它们分别是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国家。21世纪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成功机会，它们将争夺5张升级发达国家的门票。

4%的“晋级概率”在座谈会上引起争议。“对未来的预测，把握不好，得出的结果就很滑稽。”与会的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对本刊记者说，“这4%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报告》勾画了一幅世界现代化的“数字化全景扫描”，而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看来，《报告》的方法和结论还有待商榷。

预计204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如果按1990~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估算，中国有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有可能提前10年左右实现。”何传启对本刊记者说。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何传启说，如果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水平大体如下：

其一，经济现代化：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关键经济指标的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

其二，社会现代化：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100%，城市化率和信息化率达到80%左右。

其三，政治现代化：建成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政治文明，国际竞争力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

其四，文化现代化：文化生活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文化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的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

其五，人的现代化：大学普及率超过80%，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

其六，生态现代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人居环境质量基本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报告》认为，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至 今，世界现代化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典型特征的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型现代化。

根据《报告》的研究结果，2006年世界上有29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有90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有12个国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数百个少数民族生活在原始社会。在21世纪，预计有100多个国家将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有80多个国家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将完成第二次现代化。

2006年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初等发达水平，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成熟期，第一次现代化已完成4/5，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约为发达国家的2/5。2006年，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在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十位。

中国内地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北京已经达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起步期，上海和天津已经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期，浙江等7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湖北等21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

不少发展中国家雨后春笋般建起的高楼大厦

印度

发展中国家

中国、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东亚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增长率上都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它们的社会福祉取决于发达国家。为此，发展中国家为了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经济，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而需探寻全新的经济模式。

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重要的任务，中国、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东亚等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他们在经济增长上都超过发达国家。他们的社会福祉取决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停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很低很缓慢，同时他们也面临挑战。

因为发达国家的需求及其他国家的需求可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比如说金砖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G20成员国并没有面临严重的经济停滞状况，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财政紧缩，如果他们能够进一步追寻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来进一步重复他们的经济模型，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进一步遵循全新的经济模式，竞争和依赖共存。竞争主要是指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比如说新的国际组织，他们也在存在相互竞争的态势，他们可以通过相互竞争带来一个更完 美的世界。因为我们要关注他们的政策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独立。这主要是指本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相互独立，对于G20可以起到协调作用，来彼此沟通本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一些一体化的模式。我们在布里斯班提出了一个增长计划，对于政策制定者这个规划很有意义，我觉得对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他们实现了成功，他们也通过了这样一个布里斯班计划。第一年这个计划并不是特别的成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实施了这一计划。因此，对于G20我们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能够相互见面来讨论他们的政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战略来让他们彼此相互扶助，帮助我们促进经济再增长，实现经济再度可持续增长。

2019年12月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为维和而行动”倡议，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出兵国能力建设，同时支持联合国为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可持续、可预测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