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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概 编辑
清代刘熙载(公元1813年～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年）补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不久请假返回故乡，从此离开官场。晚年寓居上海，担任龙门书院主讲，长达14年之久。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闭门读书、写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所说的：“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被称为“东方黑格尔”。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六卷中，《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谈论了书法艺术同诗与画的关系以及治经与八股文写作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专门论述文艺创作的。他的写作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谈艺之作比较起来，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肯定有个性、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像”、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
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
《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刘氏另有《游艺约言》，与《艺概》同类。清代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书局印本《艺概》。
此书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共六卷。它的广博和慧深为后代许多学者所推崇，使得它成为一部古典美学的经典之作，而刘熙载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谈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认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并能够正确对待不同旨趣、风格的作家作品。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出“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淡丽等等。《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古桐书屋六种》本。
《艺概》的写作缺乏完整的体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语论述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或评论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为“欲其详尽，详有极乎因此采取“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办法，以期起到触类引申、举一反三的作用。综观《艺概》全书，的确也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尤其在论文、诗、词、赋诸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艺概》的写法是传统的诗话的写法，用短短几句话，评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艺术特点。但是比起传统诗话的多部著作来，《艺概》有两个特色：一、它评论作家、作品，主要着眼于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理论性比较强，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用大量篇幅记载传闻逸事或搞史料考证。所以它更带有美学的性质。二、它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只涉及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涉及诗、文、词、曲、书法等艺术的各个广泛门类，这在过去也不多见。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意在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可以说，矛盾法是贯穿《艺概》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刘熙载论艺及其审美方法论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个对应 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这既是《艺概》的一大特点，也是刘熙载在总结古代艺术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刘熙载是一个重视躬行实践、力求独善其身的儒者。他论诗话文评曲品词，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人品”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所以就有“读其文想见其人”的评论。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诗中的人品。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艺概》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对于品格不高者，则常有微词。他称屈原的《离骚》， “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 （《赋概》）。这就是说，屈原的《离骚》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说：“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人品体在作者的文品中，就连书法也不例外。他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还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概》）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思想、性情，是书法中最重要的。
基于上述思想观点，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往往相当深刻、明确，进而评点其价值意义。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异同时，他明确指出：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 愿轻举而远游。’ 使疑太白诚欲出世， 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诗概》）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经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表面上看来浪漫、超脱，可仍然是一种“有为言之”的创作。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刘熙载还以屈原的《远游》为类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论杜诗，认为杜甫“志在经世”，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为世所用，一定能够“济物”救世。他说：“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诗概》）宋代关于苏轼、辛弃疾的诗词，他十分推崇，《词曲概》里面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又说：“英雄出语多本色，辛弃疾词，于是可尚。”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却表示出明显不满，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舞女的词作，“类不出绮怨”。（《词曲概》）说北宋大家 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 “当不得一个‘贞’字”。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和周邦彦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刘熙载对于艺术创造中“天”、“人”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天”、一个“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三段式。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所谓“肇于自然”，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应该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迹。所以叫“由人复天”。他还说：“《左氏》森严，文瞻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概》） “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 （《词曲概》） 《檀弓》的浑化、古乐府的“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复天”。
用古与变古的对立统一，是刘熙载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他继承了自刘勰以来的这个进步传统，主张在用古中变古，也就是在继承中革新创造。何以要变古，他认为“文之道，时为大”。《文概》云：“《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樵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就是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消息和生活内容，所以文学创作应因时而异。这和刘勰所云“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何以又要用古呢。刘氏解释是“善用古者能变古”。他把“善用古”作为“变古”的前提条件，是极有见地的。他曾以韩愈为例讲用古与变古的辩证道理：“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文概》）他的这个论断同时适用于一切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例如讲李白诗说：“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隽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诗概》）他又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诗概》）显然，他把重点还是放到“有我”的这一面。
他认为“用古”与“变古”的矛盾双方，“有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从“有我”出发，从艺术创新出发，才能从“无所不包”到“无所不扫”，即正确吸取前人成果而不至于被古所囿，被古所化，才可能“自成一家”。所以他竭力反对“剿袭古人”，主张“务去陈言”，不落“凡近”，要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文概》），要化他神为我神：“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书概》）刘氏用古和变古的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辩证的艺术发展观。
《艺概》在文学作品艺术性的评论中，也有许多精到的观点。刘熙载常常用极俭省的语言，画龙点睛般地道出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特点，有时还能深入发掘和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如他在谈论汉代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的艺术风格时，只用了“奇创”、“醇厚”、“俊发”六字，就昭示出他们的艺术个性。谈论屈原和陶渊明的辞作时，也只用寥寥数字，指出屈辞的“激”和陶辞的“平”，都具有他们各自“独往独来”的风格。再比如他谈论《庄子》只用了一个“飞”字，概括了庄子的“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个性化特点。评论杜甫诗，他给了“高、大、深”三个字，说杜诗“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精辟、中肯，也表现出他在文论上的胆识与功力。在谈论文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时，他很注重随着时代变更的“独抒己见，思力绝人”（《文概》），反对传统的“正变论”，强调了“变”（即发展）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另外在许多地方，刘熙载还从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谈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他的关于情景关系的论述，也有许多警拔脱俗的地方。
总的说来，刘熙载的《艺概》，是晚清的一部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他的美学思想，仍然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与同时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不同，他不是近代美学思想家，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虽然他的《艺概》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的广博和慧深，使得它成为一部经典之作。他的用古和变古思想的辩证的艺术发展观广为后人所借鉴。
书当造乎自然。
文之道，时为大。
法以除弊，法亦生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