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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编辑
《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编著的民间文学史专著，于1938年首次出版。
《中国俗文学史》全书共十四章，包括何谓“俗文学”、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等内容。《中国俗文学史》以资料丰富性和研究翔实性，构成独辟蹊跷的史著特色，以立论独创性和文学可读性，形成著述宏博深湛的文笔。有学者认为该书可以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互为补充，鼎足为三，珠联璧合，均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必读的基本典籍。
《中国俗文学史》共14章，分别叙述古代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的兴起、流传与演变情况。
该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对中国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等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
第一章 何谓俗文学 第二章 古代的歌谣 第三章 汉代的俗文学 第四章 六朝的民歌 | 第五章 唐代的民间歌赋 第六章 变文 第七章 宋金的杂剧词 第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 第九章 元代的散曲 第十章 明代的民歌 第十一章 宝卷 第十二章 弹词 | 第十三章 鼓词与子弟书 第十四章 清代的民歌 郑振铎先生学术年表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史》 |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歌、戏曲、话本、小说、杂剧、鼓词、唱本之类备受下层人民喜爱的通俗文艺，却受到封建士大夫的鄙夷和排斥，不能登入大雅之堂。郑振铎摒弃这个错误观念，为俗文学正名，与“正统文学”平起平坐。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
主题思想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郑振铎对俗文学从文体上将其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诗歌；第二类小说；第三类戏曲，戏曲中可分三种：1、初期的戏文；2、杂剧； 3、地方戏；第四类讲唱文学，可分为变文、诸宫词、宝卷、弹词、鼓词；第五类游戏文章。
作者确立了民间文学即俗文学观点，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从文学史和文学现象上分析，俗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因为，“正统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许多本来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学，一旦被文人作为登入“大雅之堂”的敲门砖，加以制作，便坠入了难以发展的困况。如竹枝词之类，本具清新刚健的民间歌谣特色，后为文人填词入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魅力。所以，作者强调俗文学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这样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一、俗文学的特质是大众的。大众是民间的平民百姓，为大众所嗜好和喜悦的，正是大多数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具有“民众之口味”；二、作者是无名氏，属于民间流传之后加工完成的，显然称为集体创作。许多民歌和民间传说，出现许多异文，正是这个明显的标志；三、具有流动性，多靠民间口头传唱，深入大众中去；四、富新鲜性，即使“粗鄙”，也不失“鲜妍的色彩”；五、想像力奔放，表现民间习惯和传统观念，但亦有互相摸拟的缺陷；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包括外来的事物和文体。
作者重视中国文学的行特点，划定了俗文学的范围。这不仅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口头文学传布逐步形成书面记录之后，较为定型的体例本貌。如《明代的民歌》述及“文人学士们的作风在向死路上走去，而民间的作品却仍是活人口上的东西，仍是活跳跳的生气勃勃的东西。”这正是口头文学的人民性的标志，也是民间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之源的实录。作者肯定了“活人口上的东西”，肯定了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不论近代，还是现代，贬斥口头文学的现象屡见不鲜，歧视民间文学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论也非少见，而作者著述该部史书，阐明自己的见地，冲破传统轻蔑口头文学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一扫长久贬低民间文学的偏见。
内容特征
引用丰富的材料，从多角度、多方面阐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的俗文学。
一、诗歌，从民谣民歌到民间词曲，形式多样，品种不一，尤其叙述《诗·周南》及《召南》几篇民间的结婚乐曲，和后代的《撒帐词》等有些相同。指出《关睢》列为《诗》的首章，“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句，分明便是结婚的歌曲。
二、小说，侧重叙介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这一部分，作者拟与戏曲另立专著，故不介绍戏曲，包括民间的戏文（传奇）、杂剧和地方戏。
四、讲唱文学，详细叙述了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许多还是前所未见的。
五、游戏文章，作者从“书本上的”“定形的”文学现象入手，多引用书面文献中变了形的文学现象为例，进行必要的述介，而这一部分正是与众不同的，不仅材料属于仅见的，而且形成独辟史书体系，也是仅有的。如变文，作为敦煌发现的重要文书，回答了“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这些在文学史上长久未决的问题和“疑案”，从唐代出现的变文，作者进行细致的说明。因为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
《中国俗文学史》于1954年7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的纸型重印，第一版印数一万册，很快售罄；1957年12月再版一万五千五百册，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难购到。20世纪80年代初，重印一次，早已脱销。
《中国俗文学史》的面世，确是具有开拓性的，它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史体系，从而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