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中国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发表了《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小说。1998年2月，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11年3月，以长篇小说《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8月，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10月，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12月，获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20年12月，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2022年3月，推出《毕飞宇文集》十二卷本。

中文名：毕飞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兴化市

出生日期：1964年1月

毕业院校：扬州师范学院

职业：作家、教授

代表作品：推拿、玉米、青衣

主要成就：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1964年1月，毕飞宇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杨家庄村。 1969年，开始接受语文教育。1970年，随父母工作调动到了陆王庄村。1975年，随父母搬到中堡镇。1979年，随父母搬到兴化县城。1981年，中学毕业后，因高考失利，复读两年。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一时，成为学校诗社社长，开始主编校园诗刊《流萤》，在上面发表诗歌作品。1985年，兴趣从诗歌创作转向了诗歌研究，由此开始接触美学与哲学。

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教授文艺美学，后来还教现代汉语课程。是年10月，毕飞宇开始决定写小说。 1991年，小说处女作《孤岛》发表于《花城》1991年第1期。

1992年，经过应聘，获得去《南京日报》工作的机会，随后调动了工作。1993年，在《钟山》杂志第六期“钟山看好”栏目集中发表了四个短篇，即《五月九日或十日》《九层电梯》《充满瓷器的时代》《祖宗》，及创作谈《毕飞宇谈小说》。

1994年，小说首次结集为单行本《慌乱的指头》；同年，开始写作《上海往事》，该小说于1995年出版，并被张艺谋导演改编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8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2月，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1999年，调至《雨花》杂志社任编辑。

2000年，发表中篇小说《青衣》，该小说位列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榜首。

2003年，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同年出版小说集《玉米》，该书由《玉米》《玉秀》《玉秧》三篇中篇小说构成，其中小说《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2005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平原》，法文版《平原》后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

2008年9月，长篇小说《推拿》发表于杂志《人民文学》2008年第9期，随后出版。

2013年5月，获首届江苏省紫金文化奖章； 10月，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书中讲述其在兴化街头长大的童年生活；12月，凭借小说《大雨如注》获201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14年12月，小说《大雨如注》获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2015年1月，推出访谈对话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以及《毕飞宇文集》9卷本。

2017年2月，出版文学评论集《小说课》，年销量突破十二万册； 4月15日，参与录制的文化节目《朗读者》在央视一套播出； 8月21日，被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18年12月，被授予“为江苏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

2019年8月，与张莉合作的文学对话录再版，并更名为《小说生活》； 9月，小说《推拿》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2020年7月，参与录制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播出； 12月30日，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2021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22年3月，推出《毕飞宇文集》十二卷本；4月23日，参与录制的节目《品读中国·南京》在央视播出； 8月，作品《琥珀的光》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 10月，担任第五届施耐庵文学奖终评评委。

毕飞宇主要作品

家族

毕飞宇的父亲是毕明，毕明原名陆承渊，跟随其养父姓陆，陆承渊的生父生母不详，养父于1945年因把大米卖给日本人而被亲兄弟举报，以“汉奸”罪名被一个“组织”在私家祠堂处死。为了生计，陆承渊放弃学业，参加革命后因身世被部队“劝退”回到江苏兴化，1949年获名“毕明”，取《水浒传》“逼上梁山，走向光明”之意。毕明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这个家庭被迫不断漂泊流转。

毕飞宇的儿子是毕雨桐。

出版作品

发表作品

作品主题

权力

从创作轨迹来寻觅，会发现毕飞宇从创作之初就已经开始关注“权力”这一主题，处女作《孤岛》就是对“权力”的一次质疑与追问。《青衣》《玉米》系列之后，他便开始将权力的探讨与日常生活互为渗透，思考权力对人们身心的伤害、对人性的扭曲等问题。怀着对权力相对宽容的理解，毕飞宇的作品中对于权力的描写表现出极大不同，他更为关注权力实施的对象，即那些底层百姓与民间弱势群体。他以这些情感对象作为观察支点，进而悲悯地审视权力本身的威严、暴力与神圣，并试图从中寻找权力在底层得以实施的人性基础，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在毕飞宇的作品中，他将权力与日常生活相匹配，消解关于权力的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并最终摆脱权力的残暴色彩，而将其表现为一种细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慑力量。

《玉米》中的玉米，先确立起在同一层级的兄弟姐妹间的权力地位，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形式。在争斗中，玉米逐渐变得冷酷无情，为了权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人性之善、乡村伦理秩序的维系，在权力争斗面前都退居身后。在毕飞宇的很多作品中，无论背景景观如何转换，他对于权力主题的关注、对于权力背后“人”的观察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他权力主题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权力每一个人表现出了自己的姿态，在《孤岛》中，为争夺扬子岛的统治权，文廷生等人之间展开了血腥争斗，在斗争中人性的恶得以细致地展开。但最为吸引人的还不是这些争夺权力的人，而是那些对权力无限崇拜的扬子岛民众。他们坚持认为文廷生是白龙家族云游四方的太子，并据此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敬畏，而一个迷信、蒙昧、粗野的民间就这样突兀地出现于读者面前。他们双方的共同表现使扬子岛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人性

“人性”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主题，他始终坚持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把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毕飞宇笔下人物所呈现出来的人性往往是扭曲、阴暗的，人性之恶几乎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向。深入到作品之中，可以发现毕飞宇在呈现人性之恶的同时，并未表现出狂欢化式的“恶”之沉迷，也没有表现出痛心疾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宽容、悲悯的“救赎旨归”。总而言之，毕飞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寄托了对人之生存困境的无限悲悯与同情，他勘探人性之奥秘，并进行着救赎的努力。

毕飞宇笔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往往并非以直接狰狞的面目出现，而是被置于乡村的迷信和知识分子的软弱，以及人性普遍具有的冷漠、嫉妒、报复等负面情感之下，从而展现出恶之暴力的间接性以及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这在《蛐蛐 蛐蛐》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篇小说是通过二呆寻找蛐蛐的过程串联起的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这些在“文革”时期普通的事件被毕飞宇巧妙地与蛐蛐联系了起来，以虫喻人，借蛐蛐的好斗性暗指人性的残恶，从而揭示了在特殊年代里的人性的扭曲与变异，全文充斥在死亡、幽暗、恐怖的氛围内。在毕飞宇所有作品中，《推拿》是表现尊重需要较为强烈的作品。毕飞宇认为，尊严的问题，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他找到了需要尊重的一个特殊群体：盲人。因为身体的残疾，盲人们在社会中举步维艰，他们不愿承受人们的歧视，更无法忍受人们的泛滥同情。毕飞宇将人性尊重的需要置于盲人群体是一次恰切的选择，盲人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是表达尊严最直接、最具承载力意义的载体，因为盲人拥有超出常人的强烈自尊心。他们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是在生活面前他们始终保持着个体的尊严。因此，《推拿》是一部有关人性尊重的作品。

女性书写

毕飞宇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关怀与同情。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毕飞宇更为关注她们的生存困境，以及面对世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迷茫与困惑，甚至是自甘堕落。在女性“奋斗史”的整体描绘过程中，毕飞宇更为关心这一群体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物曲折的悲剧性命运。

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大多处于精神困境之中，她们在挣扎与反抗中传达女性的希冀与愤懑，在悲剧结局中传递女性的困境与无奈。争权逐利的玉米，躁动不安的玉秀，狡黯堕落的玉秧，大胆执着的三丫，迷失自我的小苏，出卖肉体的乐果、追求本能快乐的阿来，艺术破灭的筱燕秋，疯癫的吴蔓玲，回归原点的林红等等。她们每一个人身上烙印着对生活的不满，对世界的控诉。她们不公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与既定命运，在艰难环境中执著奋斗、艰难挣扎，对抗现实政治环境与地理环境，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完成自我超越。然而在社会现实面前，尤其女性的力量显得单薄。在盲目、残酷的伤害与自我伤害过程中，最终伤害的只能是女性群体本身。

毕飞宇的作品中也有温暖的女性塑造。《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惠嫂充盈着母性的光辉，整个镇里人只有她理解旺旺对父母的思念，也只有这位哺乳期中的温暖母亲能够理解乳汁对于孩子的意义。在《一九七五的春节》中思女心切的“疯”女人，无论人们如何议论与排挤她，但是她对女儿的爱使她超越了舆论的力量。《生活在天上》的蚕婆婆，《平原》中的孔素贞，《婶娘的弥留之际》中孤苦无依的婶娘，一生劳碌热情助人不计回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董惠娴等等，这些母亲形象对于孩子的倾注式关爱，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无私奉献的爱的本质却是她们共有的。在爱面前一切争斗与挣扎失去了意义。

艺术特色

叙事模式

毕飞宇在长期文学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我救赎”提升为一种稳定的叙事模式，以此形成自己的创作特征。在毕飞宇的创作中，“自我救赎”式的叙事模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表现为故事情节和作品的主题内涵。其小说中的红豆、林红、耿东亮、端方等人物，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同时也充满各类欲望，他们的欲望在社会背景下显得合理合法而又难以实现。为了理想、追求与欲望他们努力奋斗，坚持抗争，在一个个逆境来临之际寻找理想的光辉，虽然艰辛但体现出了个体的觉醒与拯救意识，是不依赖他者的自我救赎。这种叙事模式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作家的价值判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时代悲剧的反思精神都隐含在其中，使其既是一种叙事模式，也是一种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

叙事节奏

毕飞宇在小说叙事方面表现出来的节制，保证了叙事节奏的跌宕起伏，避免情绪泛滥带来的无节制的叙事狂欢。在《平原》中，毕飞宇采用了一种类似音乐旋律般的叙事节奏，在开端部分如序曲般和缓委婉，在蓄势部分则表现得沉郁顿挫、风雨欲来，到高潮部分则激烈磅礴、气壮山河，随即戛然而止，留下无限回味。

《推拿》中围绕人物心理节奏展开的叙事节奏较为明显。作为边缘性群体的盲人，在生活上相对对单调和乏味，但是他们向内转，反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心理想象空间。他们的空闲时间是以充分调动内心的情感和思维的“想”来打发时间。比如小马将“时间”的物质化，金嫣对婚礼夸张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而《推拿》的叙述节奏与盲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在小说叙事中以延宕的手法保证了小说叙事与盲人心理的一致进度。

叙事视角

毕飞宇在作品中做出了叙事视角的革新性尝试，由此形成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他称这个“第二”人称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平均值，即是对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综合性提升。他通过“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保证了叙述者、主人公的在场性特征，使叙事话语、审美距离、价值的隐含判断以及情感传递程度等产生了巨大变化，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方式与更为深刻的表现力。在这些作品中，一般会存在一个叙述者，这种介入方式使得小说的层次感愈加鲜明。这在小说《玉米》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小说以第三人称贯穿全文，第一人称介入其中，可以说文本中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在主客观的互融、价值判断与情感表露的交叉中，拉近了读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将读者带进了小说场景。叙事者似一位亲切的乡里人，带领读者游逛于王家庄的角落，玉米、玉秀一干姐妹真实而又亲切，使小说叙事效果产生极为真实的感觉。

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它的全方位性与自由度，可以根据需要转换叙述视角，将外视角的“显”与内视角的“隐”紧密地相结合，因此，读者能看到人与人间的秘密与情感，比如《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偷看惠嫂喂奶，惠嫂假装不知，且主动给旺旺喂奶，这是两个人的情感默契与温暖的隐秘；《马家父子》中蜗居北京离了婚的老马对儿子的情感寄托与苛求；《雨天里的棉花糖》中红豆在“文革”时代独具个性的张扬与不被理解；《彩虹》中的老年人和儿童对亲情与交流的渴望；《大雨如注》和《家事》中高中生们的困境。可以说，毕飞宇以“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建构起了人们彼此理解的可能性。

毕飞宇

毕飞宇的语言是诗性的，字里行间流淌着汉语的血脉和韵律。他自称没有姓氏、没有故乡，但他的文学是有故乡的，他小说里的人物是有根的，玉米、玉秀、筱燕秋、端方从苏北水乡里长出来，包裹着厚厚的文化土层。当然，如今他们已离开苏北大地，跟九儿、富贵们一起闯荡江湖，行走国际。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已经构成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风景之一，它提供了一个高密度的社会标本、美学文本和思想坐标。（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评）

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见微知著，以生动的细节刻画鲜明的性格。在他精悍、体贴、富于诗意的讲述中，寻常的日子机锋深藏，狭小的人生波澜壮阔。（茅盾文学奖授奖词）

在毕飞宇的作品中，人物、命运、细节等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得到雄辩的确证和肯定，人的独特性格、人在生活中充满激情的梦想和斗争，构成了他的小说世界的基本动力。由此，毕飞宇准确地、富于历史深度地探讨和表现了处于现代化转型压力下的中国社会中生活的内在戏剧性和人的复杂的精神境遇。他的写作在现代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接续了小说艺术的经典传统，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向。（庄重文文学奖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