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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编辑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作者、军队作家李存葆，八十年代初他一部《高山下的花环》轰动全国，感染了不少人。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一是小说情节引人入胜、曲折动人，二是小说贴近生活，所写之人之事似乎就在大家身边，其中的主人公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且形象丰满、情操高尚。相信许多读过它的人定会爱不释手、过目不忘。在大家看来，《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比《高山下的花环》更感人，更令人荡气回肠。
李存葆同志的中篇力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以下简称《坟茔》），是一部新时代的革命悲剧。它的成功，对如何创作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开拓。这种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坟茔》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更加注重了对悲剧的生活视野的开拓，更加注重了对悲剧主人公潜藏价值的挖掘，更加注重了对产生悲剧的根源的揭示。
数日后，半岛驻军各师得悉“林总”指示如下：根据主席“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伟大战略方针，半岛防御重点在南不在北。彭德怀于半岛北部重点设防，同主席军事思想背道而驰，属战略性错误……
当年年底，驻守半岛北部的D师，舍弃了建国以来所修筑的各种永备性坑道、工事，舍弃了刚刚竣工的雀山工程——地下师指挥所，冒着纷飞大雪，移防半岛南部龙山一带。
时隔八载——一九六八年元旦，D师派出部队至半岛北部，将雀山工程一举炸毁。
作者经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给人们今天生活留下的“后遗症”。作者痛切地感到，“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生活的内容却是刀子割不断的。昨天的矛盾会延续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会延续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没有极左路线“十年”的登峰造极，也许很难有今天这如同大坝开闸般的汹涌变革洪流。改革已成为任何个人都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却时时会遇上“地雷”，而这些“地雷”里装的无不是“左”的火药！仍需用百倍的勇气，去蹚过一个个“雷区”。由此，作者固执地认为，和改革一起前进的文学固然值得提倡(写改革也离不开昨天的历史)，但“反思”文学也同样会给今天的生活以启迪。这便是作者写《坟茔》的初衷。
不敢说《坟茔》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品，写时没有那样明确地想过，稿子写了近一半时，才听到党中央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况且，“文革”的大悲剧绝非“十九座坟茔能否定得了的。作者说，因为自己对“文革”中的那段部队生活还熟悉，便写了这篇东西。
《坟茔》在揭示矛盾方面，棱角要比大一些。作者非常感谢编辑部在刊用这部小说时，不仅没有让他磨掉可能引出点小麻烦的棱角，而且还鼓励他再放开一些。《坟茔》所揭示的矛盾，或许有人接受不了。对一部作品，不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见解来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之大，十亿之众，对一部作品毁誉不一，见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风转舵，重温“大批判”的旧梦，谁心里有啥就说啥，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在创作中作者抱定这样的态度：作家对生活应该绝对真诚。虽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义”来否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本来是清楚的)，但作者还是按照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写《坟茔》时，作者力求自己能有点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观念，去再现那荒唐年代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严峻的真实。中国士兵的忠诚坚贞、英勇顽强、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匹敌的。作者常常想大声呼喊：“中国士兵万岁!”作者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来写彭树奎、郭金泰、孙大壮、陈煜、刘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尽管他们在《坟茔》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成了无谓的牺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无知造成的。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于极左路线的重压，还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又造成了他们的蒙昧。显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偏重于描绘他们的美德，而没有过多地去剖析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战士，作者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作者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难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在于经济。“文革”的悲剧发生在这个历史悠久而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身上，单把责任归于领袖人物和问罪于几个野心家，显然是不够的，值得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坟茔》在艺术表现上会给人若干缺憾。笔力不足且不说，它是作者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匆忙完成的。作者虽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构思，但因忙，直到第六期上别的稿子已下厂一个多月了，这部稿子还在赶写中。抢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带有青嫩和酸涩。
教育意义
巴尔扎克指出：“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当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坟茔》的作者正是这样，他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家的勇气，不仅真实而细致地表现了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等这些祖国的忠诚儿女们被毁灭和摧残的过程，而且，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种历史悲剧的根源。这对昨天那段历史所作的深刻的反思，无疑会对今天的生活带来极有意义的启迪。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用血与火写成的。从古老的大运河岸边纤夫们那低沉得近似呻吟的号子声中，从“渡江第一连”那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船帆上，不难想见――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是经历了怎样危难交并、千曲百折的漫长历程，才跨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然而，无论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总是同昨天有联系的，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生产力的低下，经济的落后与贫乏，传统的封建意识，小生产的“劣根性”等等，不能不作为植根的土壤而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随着政权的在握，“左”的倾向愈来愈被奉为正统，“左”的思潮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小说中写到，刘琴琴的父亲写了一篇《论李白的傲骨》的文章，被追划为“右派”赶到了乡下劳改；乡下的龙尾村的百姓被推到了饥饿的绝境；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构筑的国防工程被遗弃直至彻底炸毁；“突出政治”的口号压倒了军事训练，郭金泰这些正直的有胆识的指挥员，被推进了迷惘的“雾海”，彭树奎这些军事尖子们被打进了冷宫；而秦浩、殷旭升这类极左路线的力行者、追随者们，却乘着“突出政治”的热风，踏着用士兵们的血汗搭成的阶梯扶摇直上。路线，是的，正是这条极左的路线，酿造了多少人生的悲剧、政治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时代体现
“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一段民族大悲哀的年代，民主被扫地出门，正义被投进监牢，真理被葬入坟墓，法律蹲在角落里默默地叹息……在这可悲的年代里，被极左路线驱使的投入“龙山工程”的英雄连队和忠诚的指战员们，又怎么能够逃脱惨遭摧残和毁灭的命运呢？一切都是以最神圣的“革命”的名义来推行的！对敢于置疑和抗争的营长郭金泰，揪住“万岁事件”，以“阶级斗争”的鞭子抽打，并撤销其职务；对于处在犹豫中的骨干班长彭树奎，软的诱之以提干，硬的借牵连“万岁事件”相要挟；对蒙昧的农村士兵孙大壮，以“突出政治”的表扬相愚弄；对来自“右派”家庭的女兵刘琴琴，以看“忠”的表现相驱使；对虔诚驯服的副班长王世忠，以愚“忠”相利用……正是这极左路线罗网的围困、驱使、欺骗下，这些在祖国怀抱中成长起来的忠诚儿女们，一个一个地、或清醒或不明不白地被野心家们推上了政治赌博的祭坛。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无疑是客观上极左路线的肆虐。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离不个人主观性格上的原因。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也在于他们主观上的愚昧与软弱，在于鲁迅先生曾不止一次剖析过的那种“劣根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坟茔》的基调是苍凉、悲壮、深厚的，读来似乎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然而，全部作品所呈现的崇高与壮美的悲剧美感力量，却给人以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感奋和信念的坚定。它使我们痛定思痛――为了生者和死者，为了使我们的民族不再蒙受摧残和耻辱，为了使祖国的儿女不再走上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式的惨痛悲剧之路，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绝不能让极左的幽灵再来干扰和破坏祖国人民正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四化大业。
李存葆，曾用笔名“茅山”。1946年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东淮河村的农民家庭。1961年在五莲县第二中学读完初中，辍学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创作，并有作品发表。曾任班长、排长，后调任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导工作。1976年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任创作员。
1979年初春奉命赴云南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为战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4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荣立三等功。同年8月到广西前线的参战部队深入生活近3个月，对军人和部队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近3年的准备，1982年创作出成名作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强烈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秋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同年发表另一重要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从军艺毕业，到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除小说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
本篇是作者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的又一部中篇力作。和《高山下的花环》歌颂军人与人民崇高的革命情操相反，本篇是写人民军队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解放军官兵的命运与精神状态。
取材
它表现的东西是以往取材于军事生活的作品回避或者掩饰的，人民军队中的阴暗、愚昧与平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军事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物描写
秦浩这个革命军队中的高级领导人，这个党在军队中的代表，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林彪的赏识、加官晋爵，不借弄虚作假，以国家的巨额资财和战士的生命作代价。那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党性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对战士的生命负责任的郭金泰，那些质朴、善良的战士，都成了他满足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连队指导员殷旭升，年纪轻轻就学会了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假如不是血的事实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将踩着秦浩的脚印一步一步走下去。
在展示工程报废、人员伤亡这些显而易见的悲剧和揭露野心家肮脏灵魂的同时，作品也写出了某些平凡的战士心灵的愚昧——以非理性的狂热表现出来的愚昧。粗鲁、直率的王世忠和善良、温柔的刘琴琴身上都有这种愚昧。王世忠只知道忠于领袖和副统帅，只知道革命加拼命，从来不知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相信科学，甚至不相信自己会生病。他的愚昧正是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刘琴琴真诚地打着竹板歌唱带病劳动终于卧床不起的孙大壮，却不知道这歌唱实质是一种残酷的虐待。最后正是这歌唱迫使高烧7天的孙大壮从病床上爬起来去扛水泥，吐血而死。刘琴琴本人，也是为抢救“宝椅”被砸死。
彭树奎、孙大壮和许多战士，以另一种痛苦、愚昧的方式生存着。彭树奎当兵9年，穷得连妻子都娶不起，任一个造反派欺侮，眼巴巴等着提干；孙大壮18岁入伍前没吃过糖果，入伍后站岗常常超过换岗时间替别人站。别人以为是他思想好，实际上是他不认识钟点，不好意思开口叫下一班。这个来自贫穷的老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的善良青年，最大的理想是复员后能到胜利油田当工人；那些终日生活在工地上的战士，连看看女性的花衣棠都成了不可思议的奢望。星期天以比赛睡觉打发时间。刘琴琴送金杯来的时候，一百多号男子汉都把火辣辣的目光射向她。
可悲可怜的军人
假如说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军人可敬可爱，那么在本篇中军人则是可耻的或可悲可怜的。这是一部表现部队生活的作品。但它是把部队生活放在庞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因此，在艺术构思上，作家自觉地为“龙山悲剧”提供了两种参照：横向的社会生活参照和纵向的历史生活参照。前者具体表现为有意识地把战士的家庭生活引入小说。这样就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小说包含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从刘琴琴父亲的冤案、母亲的被隔离审查乃至自杀，读者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从彭树奎父亲那封凄凄惨惨的信和菊菊的不幸命运，读者可以体察当时农村社会的衰败和混乱。纵向的历史生活参照就是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把眼光投向历史，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联系。
在小说中，“锥子班”是因为1948年春天攻打国民党96军驻守的山东潍坊潍县县城时勇猛善战而得名；一连被称作“渡江第一连”是因为当年在渡江战役中这个连最先抢占滩头阵地，突破了敌人的江防工事。然而正是这个连、这个班，20年后成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工具和牺牲品，就像渡江第一连当年的连长郭金泰成了龙山工程的牺牲品一样。这种悲剧性的历史颠倒非常荒诞，而且惊心动魄、发人深省。“龙山悲剧”是在横向的社会联系和纵向的历史发展的交叉点上存在着的，小说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必须从这个特殊的结构入手才能得到全面解释。从本质上说，这篇小说是以人道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为武器，反思、批判特定年代非人的社会生活。
人物形象
一支英雄部队廛战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结果，是工程的全部报废，是在龙头崖上落成了19座坟茔和向医院转送了100多名伤员。它所展现的的确是一种巨大灾难，然而《坟茔》所着力表现的又不仅仅是灾难，而是为了呈现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特质，即通过灾难唤起崇高与壮美。因此，作者十分注重发掘悲剧主人公的潜在价值，揭示主人公的美好心灵，从而使我们看到，被灾难毁灭的是一批怎样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灵魂。
郭金泰
双大功营长郭金泰是《坟茔》中典型的悲剧主人公。他的一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恪守正义、崇尚真理的革命者所走过的充满磨难的道路。作者对他的潜在价值，对他那金子般的心灵，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和充分的展现：当龙尾村的百姓陷入饥饿的绝境时，他连夜召开会议，组织营救，并带领战士们将救命粮亲自送到饥民家中。当上级追究“万岁事件”的政治责任时，他本来可以拒绝那荒谬的处分，但为了避免龙尾村的百姓遭殃，他“二话没说，提笔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当他第三次被错误的撤职后，完全可以离开施工现场去喂猪，但为了护卫战士，同死神、同比死神更肆虐的邪恶势力抗争，他却毅然决定下“锥子班”，到他明知的死亡区去。
当毁灭性的大塌方终于发生，是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指挥战士们同死神搏斗，在生死决择的最后一瞬间，他断然将死亡留给自己，而将曾是那样卑劣地排挤他的指导员踢出导洞，踢向生路，踢醒了指导员的良知。正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刚正不阿和有胆有识的军人，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一位本来应该成为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优秀指挥员，却被谬误和虚假埋没了、扼杀了、毁灭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正是这样，从纵的方面写出了这一人物艰辛的命运和遭遇；又从横的方面揭示了他痛苦、迷惘、愤怒等性格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纵横交叉之处所着力展示的，正是这一悲剧主人公崇尚正义、追求真理、有胆有识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
彭树奎
“锥子班”班长彭树奎，是作者在《坟茔》以浓彩重墨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典型人物。这位来自大运河畔纤夫家庭的老战士，从父辈身上承袭了纯朴、正直、善良、勤奋等劳动人民所有的美德和素质；同时，他备尝生活苦汁、饱经磨难的坎坷命运，也十分深刻地印证了民族在那个灾难的年代里所遭受的巨大的折磨和摧残。
他忍辱负重，苦干苦熬，期冀着能提干挣工资，以了结年复一年因经济拮据得不到归宿的婚姻。然而随着空头政治代替军事技术的风向出现后，他的提干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从他身上读者看到了青年时代的郭金泰，看到与其一脉相承的品格和潜在的人生价值。在刘琴琴摔掉了林彪用过的“金杯”的瓷疙瘩，吓得哭起来时，他竟敢把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政治事故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在大塌方的灾难过去后，这位幸存者终于接到了多年来他曾是那样迫切需要的提干表，然而，他却将它撕得粉碎，并且毅然交上了复员报告。在这里读者所看到的，是经过血与泪的洗礼，在正义与邪恶搏斗中，一个革命者最后所走上的觉悟和反抗，也是一个幸存者在意志上对那条罪恶路线的严正判决！作者并没有给彭树奎这一人物涂上“理想化”的色彩，而是严格地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主体倾向，也写出了特定的典型环境所赋予这一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多棱面。彭树奎在谬误面前所表现出的迷惘、软弱和逆来顺受，在诱惑和欺骗下为了解脱个人的困境而违心地揭发郭金泰的“言论”等等，成功地反映了这一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使读者感到这一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是一个亲切的“熟悉的陌生人”。因此当彭树奎最后终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告别了龙头崖上的19座坟茔，搀着失去了一支胳膊的妻子去闯关东时，每一个正直的人不能不为之心头滴血、渭然长叹！
孙大壮、陈煜和刘琴琴
孙大壮、陈煜和刘琴琴，是《坟茔》中三个最年轻的士兵，但是，从他们心灵的回音壁的折回，同样是那个颠狂年代的种种噪音和历史伤残的人生呻吟。孙大壮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孤儿，他憨厚老实、虔诚勤奋，像一头温驯的牛，终日舍命地劳作。
最后，在骗子的政治表扬的迫使和捧杀下，活活累死在工地，穿着血肉与水泥浇铸的“水泥衬衣”，套着这极左思潮带给他的永远无法解脱的桎梏，带着复员后能到胜利油田干活的生前的全部奢望永远地去了……显然，作者对孙大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偏重于描绘和开掘他的美德，而没有忍心过多地剖析他的蒙昧。对于那名来自城市的青年画家，由于一个无意中的“事故”而被下放到锥子班的学生兵陈煜，作者则把他放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中，通过一些典型细节描写，突出他的聪明、机智、正义、清醒和富于反抗精神的性格特质。刘琴琴是作品中塑造的唯一的女兵形象，她仅仅是由于自己的美丽和单纯，才得以参军。她本来没有罪，仅仅是因为出生在“右派”家庭，就每天都不得不怀着负罪的心理诚惶诚恐地为“忠”字献身，最后成了“忠”字的无谓牺牲品。副班长王世忠是作品中格外耐人寻味的悲剧人物。这位虔诚而单纯的战士，在邪恶和谬误的欺骗和蛊惑下，几乎变成了为“忠”字服务的机器人，因此也为自己挣来了龙头崖上的第一座坟茔。
《坟茔》在着力挖掘悲剧主人公潜在价值的同时，通过对比，还塑造了两个可以作为反面镜子的人物――师政委秦浩和连指导员殷旭升。秦浩这个人物在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里很有代表性。他是极左路线的追随者、力行者，也是“龙山工程”悲剧的制造者。在这个人物身上，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政治骗子、野心家虚假、冷酷、凶险、投靠、阴谋诡计、草菅人命等相当典型的罪恶特征，而且可以瞥见那颠狂的年代里野心家们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丑恶内幕的一角。殷旭升，是作品中展示的走上黑暗的人生道路、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的主要特征是虚伪和向上爬，不惜用别人的血泪为自己建立利禄的阶梯。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泛滥于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潮怎样泡涨了野心，污染了灵魂，吞噬了人生的价值。
情节
情节李存葆作品《坟茔》的基本情节并不复杂，它所展现的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渡江第一连”及“锥子班”），在“史无前例”的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在极左路线与野心家的驱使和愚弄下，为修建一座并非为国防的国防工事，所承受的那种可悲可叹可慨的磨难，直至最后被残酷毁灭的结局。然而，作者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部队施工这段狭窄的天地里，而是把这段特定的生活看作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按照自己的审美高度与艺术目标，把生活的视野由部队扩展到整个社会，在更加宽广的时空领域中，发掘和深化悲剧题旨，进而引入完整地感悟特定历史年代生活本质的悲剧画面。
作者在《坟茔》中还穿插了彭树奎与菊菊饱受磨难的婚姻，透露了那被扼杀的陈煜与刘琴琴的爱情。这是从另一种角度对处在动乱年代的人民与士兵生活悲剧的发掘和展示。如果说《坟茔》是一部沉浑、苍凉、撼人心弦的交响乐，那么，彭树奎与菊菊的婚姻悲剧，则是其中一章令人感叹、耐人回味的咏叹曲。在深沉、纯朴的基调中，交织着感伤，哀婉的慢板和真挚、热烈的抒情快板。尤其是插进了彭树奎与菊菊童年时那种纯朴、天真、戏谑、诙谐的生活片断的喜剧乐段，更渲染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坟茔》的作者正是由于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作了独特的开拓和深刻的发掘，即把“龙山工程”与整个时代作了寓意上的沟通；把英雄连队所遭受的磨难与人民群众的不幸际遇作了本质上的印证；把历史、现实与未来，作了连贯性的思索和可贵的揭示。因而，作品所呈现的社会生活是那样的广阔、厚实，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是那样的尖锐、深遂，所展示的希望与信念是那样的强烈、执着。以致这部悲剧所唤起的壮美与崇高感，不能不使人们的灵魂受到净化和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