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或者两京制、陪都制度等。

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并且许多王朝也不仅仅是两京，此外，朝鲜、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

中文名：陪都

外文名：auxiliarycapital

别名：两京制度、两京制、多京制、留都

类别：城市

史载：《宋史-职官志》

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

炎帝都陈，而别营曲阜，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别置逐鹿，来往无恒。

夏朝大禹都阳城，而别都安邑，启居阳翟，亦重视安邑。

商朝前期有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后期的殷和成汤之故都（《史记-殷本纪》），“至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至邯郸，沙丘，皆为离宫别院”。

朱士光《试论我国古代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认为：陪都之设，始于西周武王时。周朝本为西土之国，东征成功，统治了中原，但周之王都丰、镐，远在关中，对于整个东方来说，确有鞭长莫及之忧。因此，武王对伊、洛一带的地形和历史反复斟酌，认为应该在伊、洛不远处“定天保，依天室”，即建立新的都城。于是，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而东都的真正建成是在成王时期。成王接位以后，在丰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复营”二字，说明是再次修筑。东都之建置，在中国都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此以后，历代均以周王朝为范本，推行两京或多京制。这个制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周王朝的都城之制，是东、西两都。即除首都之外，只有一个陪都。周朝以后，陪都不断增加，有三京制、四京制，甚至五京、六京的。

秦和西汉在全国皆推行郡县制，在众多史籍中，没有秦、西汉两朝设立陪都的明确记载。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历代宅京记》卷七《洛阳上》条曰：《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则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盖秦虽都关中，犹仿周东都之制，建宫阙于洛阳。

秦和西汉到底有没有设置陪都？洛阳能否算作秦和西汉两朝的陪都？这个问题由于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存在诸多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洛阳是当时陪都，只是有关资料太少，因此情况不甚了了。另有学者认为秦和西汉推行郡县制，秦灭东周据有洛阳后，置三川郡。在秦王政十一年削吕不韦的封地，置河南、洛阳二县归三川郡管辖，而西汉建立后在该地则设河南郡，因而秦和西汉无陪都之制，自然也就没有秦或西汉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

东汉建都于洛阳后，光帝即遵循西汉故事，亲至长安，经营宫室，“凄然有怀祖之思。”“以后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均于即位后赴长安谒高庙，祭祀西汉诸帝陵，以此显示他们系西汉皇室宗亲，理当入大统。曹丕代汉后，于黄初元年（220年）营建洛阳宫，都洛阳。寻以谯（今安徽毫县）为先人故土，许昌为汉献帝所曾居，长安为西汉旧京，邺为武创立王业的基地，均冠以都号，与洛阳并称为五都。魏文帝明令建立五都，正式确立了多都制。南北朝时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为巩固统治，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更名洛京，同时以平城为北京，又称代京。

隋文帝杨坚自北周宇文氏手中受掸后，于第二年即开皇二年（58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南之龙首山营建新都大兴城。炀帝继位后，登基伊始就于大业元年（605年）营洛阳为东京，后又改称东都，常居于斯，也是两都并立。唐高祖李渊夺得政权后，经李世民力争，决定以隋大兴城为京师，“更名长安。李世民虽坚持定都关中，但也看到了洛阳地理位置的重要，于即位后不顾臣下多次谏阻，下令重修洛阳官，以备巡幸。显庆二年（657年），高宗仿隋制正式立洛阳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如雍州，并不时往返于二都之间。女皇武则天代唐自立后，即长居洛阳，并改其名为神都。又因并州为己之故里，于太原置北都。中宗复位后，神都复称东都，废北都名号，重返居于长安。以后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于至德二年（757年）设置五京，即中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风翔（曾为肃宗图举中兴的基地）、南京成都（曾为玄宗南狩避难之区）

北宋初建之时，仍因后周之制，建东、西二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而开封为帝都所在。北宋倾覆后，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后又南退于江左，称临安为“行在所”，并称建康为“行都”，因此南宋实际建有二都。

蒙古族起自漠北，初建都于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自成吉思汗至宪宗蒙哥五世都之世祖忽必烈于宪宗六年（1256年）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营建宫室，并于中统元年（1260年）车驾至开平，即帝位，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府名仍为大兴，移都之。至元四年城中鄱，始建宗庙室-。至元九年改中都名为大都。之后，和林废不为都，而上都因系世祖兴王之地，比于大都，岁一巡幸，成为定制]。终元之世，大都与上都二都并立。

元末，朱元璋起兵，于攻下集庆路后，即改称为应天府。战局粗安，就改筑城垣，修新宫于钟山之阳，遂都之。后于洪武元年（1368年）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惚门，宣称将于春秋往来巡狩，并有迁都开封，以便更好地控驭中原之意“。继之以临濠（今安徽风阳县）为中都，于是形成两京一都制。十一年罢北京开封府，称南京为京师。朱棣夺得政权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建北京于顺天府，原京师应天府又改称南京。永乐十九年北京改称京师“，至此，南、北二京的主陪关系确定。

顺治元年〈1644年），下诏“定鼎燕京”，仍称京师顺天府，废明之南京，明之南直隶亦改名江南行省。盛京因有清皇族之宫殿陵园，又是兴王之地，故继续保留京城名号，并于顺治十四年置奉天府，位同陪都。由此观之，元、明、清三代皆有南、北二都。这一特点，显然与各自兴邦立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王立强《隋唐长安（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问题研究》认为：

文帝之后，“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于大业元年(605 年)派宇文恺、纳言杨达、尚书令杨素营建东京洛阳，“诏日: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下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路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大业元年徙入新都”。炀帝迁都，使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发生了改变，大兴城成为陪都，洛阳成为都城（首都）。

唐朝宰相杜佑的著作《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为洛州，炀帝之初，移都创制，复曰荆河州，寻改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凡周、汉、魏、晋、后魏、隋，至於我唐，并为帝都。”认为洛阳是并列为帝都，并无主次之分

但是现代学者贺业钜的《中国古都研究》和朱士光的《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认为：

隋东都洛邑的建设， 有隋炀帝个人享乐的因素在内。但是， 政治、经济上的需要应是兴建东都的主导原因。南北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 是公认的历史趋势。隋炀帝兴建东都， 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使都城向经济中心靠拢。从后来唐初对东都的兴废上， 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点。唐武德四年（ 621 年） ， 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叛乱后到了洛阳， “ 观隋宫殿， 叹日： ` 逞侈心， 穷人欲， 无亡得乎！ ， 命撤端门楼， 焚乾阳殿， 毁则天门及阙” “ 。主张建都关中， 并撤毁东都是李世民作出的决定。可是， 没过几年， 唐太宗又亲自下令重修洛阳宫， “ 以备巡幸” 。说明他已开始认识到， 东都洛阳不是随便可以废除的。高宗时， 又修复乾阳殿， 正式定为东都。其后， 东都屡建屡废。武则天时正式定为神都。高宗在位， 七到洛阳， 武则天在位二十余年， 只有两年在长安， 其余时间都在洛阳，玄宗开元年间， 五次到洛阳。高宗和武则天最后都是死在洛阳的。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 武则天在位时， 曾徙关内雍、同、秦等州十万户以充实洛阳。洛阳是唐王朝漕运关东， 江淮粮米的重要集散地。关中地狭， 时有灾荒， 供应不了唐王朝的需要。漕运之数从最初的年二十余万石， 到开元九年达到年四百万石。但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 水道条件差， 运量很小， 只好储积于洛阳， 含嘉仓就是为此而建造的， 总面积达四十二万平方米， 有仓窖二百多座， 可储粮一万多石。皇帝为了解决朝廷的供给问题， 常常统率中央政府官员， 连同皇子妃嫔等， 一同“ 就食洛阳” 。随行官员也可以携带家属， 队伍庞大。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全部东迁c 高级官员在东、西两都都有官衙住宅， 可以便捷地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唐代的东都， 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陪都制度的顶峰。东都城在建设上， 也是以前各代陪都所不能比的。都城周长二十八公里， 内有皇城、宫城， 深宫重院， 建筑华丽里坊街道， 布局整齐， 有一百零三坊、十八条大街、三个主要市场。整个洛阳的规制建设， 既显示了它作为一个陪都应有的规模和气势， 但又有别于首都长安。如规模比长安城略小， 宫城、皇城偏于一侧， 说明它是作为一个陪都来建设的。

明成祖夺取政权以后， 即着手把首都迁往自己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北京。明迁都北京后， 南京仍设有五府六部， 仅比北京少一个内阁， 这是历朝所没有的。关于明南、北两京的权力和诸司职掌问题， 《明实录》、《明史》等文献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在永乐正式迁都前， 虽成祖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 但北京是陪都“ 行在” ，南京是京师， 南京各部府当然执掌主要职权。国都北迁， 南京变为陪都， 只留皇太子监国， 当然职权有限。永乐北巡时规定： “ 凡有要事并四夷来朝俱达行在所 ， 凡进拜表笺表文达行在所。”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一般政务处理尚在南京， 就是《明史· 职官志》所说， “ 政本在南也。” 但是， 重要文件和外交事务俱由行在所处理。永乐十五年又规定： “ 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史部、兵部奏请、铨选。进一步规定了人事管理权限统宓北京行在。永乐正式宣布北京为京师后， 全国日常事务悉移交北京处理。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 被以“ 南京事简” 打发到南京“ 视事” ， 实际上都是些荣衔虚职。后来， 又规定南京诸司不得处理在外诉讼， “ 凡有告讦者， 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询讼， 许其鞫问。” “ 规定南京刑部“ 分掌南京及公、侯、伯五府， 京卫所刑名之事。” -把南京的司法权， 限制在南京城以内。南京诸司仍有一定的独立性， 特别是在主管南京地区事务方面。例如南京诸司本身的人事权， 不由北京吏部掌管。“ 凡南京官， 六年考察， 考功掌之， 不由北京吏部。” 军队方面， “ 南京五军都督府“ “ 分掌南京卫所， 所达于南京兵部。”

明成祖

成祖北迁， 公开标榜行两京之制， 是因为不便宣布废除南京。南京诸司， 特别是五府六部， 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的。加之太祖宗庙、孝陵仍在南京， 仍需祭祀， 以示不忘祖宗恩德。这是从政治上的需要来考虑的。南京诸司的存在，也为在北京不受欢迎的官员准备了一个闲置投散的去处。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 到后来， 南京政治职掌实际上不超出南直隶行政区的范围， 等于是一个有一定特权的地方政府。但是， 从经济方面看， 南京处于全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心， 生产发达， 经济实力雄厚， 明王朝十分需要南京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 作为北京经济职能的补充。“ 两京库藏， 先后建设， 其制大略相同” ， “ 其岁赋偶折金银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禄。” - 这就是说， 南京同北京一样， 有大量仓储供明皇室消费和中央政府的需要。而以金银为贡赋的， 只送南京而不送北京， 这可能是在南京地区比较容易用金银买到实物。明代的漕运， 南京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成化年间， 运往北京的漕粮年达四百万石， 南方即占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 其中南直隶正粮又达一百八十万石， 加耗还不计在内， 占南粮近六成之多。可见南京附近， 是供给北京皇室粮食的主要地区。南京周围铜源丰富， 因而成为明代铸钱的主要地点。明代两京宝源局同时铸钱。南京铸钱之数至崇祯年间仍超过北京。史载： “ 崇祯元年， 南京铸本七万九千余两， 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 户部铸钱， 获息银二万六千余两有奇。”南京在文化方面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著名的《永乐大典》编成于南京。两京同设国子监， 称为“ 南监” 、“ 北监” ， 同样招收学生， 接受国外留学生。两监同样编纂刻印图书。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规定： “ 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北京重大祀典所用时鲜物品， 亦由南京供应。“ 旧例北京奉先殿供荐： 二月子鹅， 江宁县办解， 三月鲜笋、四月梅子， 皆南京园户办； 七月雪梨， 宣城县解； 八月茭白， 南京池户办， 九月香橙， 南京园户办， 十月柑子、桔子， 吴县办； 十一月甘蔗， 钱塘、仁和二县办解。” ” 〈〈明史， 礼乐志》载， 南京进鲜船挽夫至千人， 沿途悉索。扬、徐大早时， 吏部尚书马文升曾上书请减省以苏民困。后来， 由应天府取鹅梨价银至北京买子鹅， 至河间买梨， 南京进鲜稍有减少， 但费用仍由应天府负担。至于少数民族所设的陪都， 以辽南京最为重要。契丹依靠军事力量不断南侵， 占据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但辽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仅是一个军事、政治堡垒， 根本不能形成控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辽南京处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交界的地区， 可以北控草原牧区， 南控中原农区， 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交流的桥梁。南京是汉族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是辽全国学习的范本。各民族在南京杂居， 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使契丹不断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从北京本身来说， 辽设置陪都南京之前， 幽州尚未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代虽有燕国在此建都， 但燕国始终是一个弱国， 不能同齐、楚、秦等国相比。辽南京的建立， 是北京后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前奏。直到元代， 北京才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1932年，国民政府迁洛阳，以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二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将中央机关迁往重庆，也称陪都。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北平和重庆为陪都，解放战争后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位于台北、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当局，仍然将首都标注为位处大陆的南京市，某程度上台北市仅属临时首都。

重庆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 ，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府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作战期间，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外事机构，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在国外，世界多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后，也有设置两个首都或者多个首都 的情况， 有两个首都的国家较多,合计有12个，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

马来西亚布城

亚洲有4个国家：马来西亚正式首都吉隆坡是立法首都；行政和司法首都为布城。菲律宾首都是马尼拉，夏都为碧瑶；斯里兰卡正式首都是科特，商业首都是科伦坡，以色列正式首都是耶路撒冷，但由于耶路撒冷归属有争议，政府机关在特拉维夫。

非洲有5个国家：贝宁正式首都是波多诺伏，政府所在地是科托努，坦桑尼亚正式首都是多多马，政府所在地是达累斯萨拉姆，斯威士兰正式首都姆巴巴内是行政首都，立法首都是洛班巴。科特迪瓦正式首都是亚穆苏克罗，政府所在地是阿比让，利比亚首都是的黎波里，夏都是班加西。

南美洲有2个国家：玻利维亚正式首都苏克雷是司法首都，行政和立法首都是拉巴斯，智利正式首都圣地亚哥是行政和司法首都，立法首都是瓦尔帕莱索。

在西方，公元2世纪后半叶，罗马帝国由正帝和副帝分治，戴克里先帝的时代，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两人为正帝、两人为副帝的四帝共治制因此出现。这四个首都是尼科美迪亚（伊兹密特）、塞尔曼（en:Sirmium）、梅蒂奥拉努（en:Mediolanum，今米兰）、奥古斯塔·温德利科伦（en:Augusta Vindelicorum），罗马因此失去了它的首都机能，只是名义上的帝国的首都。此后，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一世(罗马帝国)将帝国统一，在东方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

395年，东帝狄奥多西一世（西帝为形式上的次子霍诺里乌斯）死后，长子阿卡狄奥斯为东帝，他将都城设置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的梅蒂奥拉努（后迁都至拉文纳）。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东西分治的现象已经较为明显，当时常使用“西边的皇帝”、“西边的领土”这样的称呼，而不使用“西罗马帝国”。

日本

与此同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东亚日本和朝鲜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陪都制度，难波京就是奈良时代的陪都。奈良时代前期726年（神龟3年）圣武天皇命令藤原宇合开始建造难波宫。744年（天平16年）从恭仁京迁都到难波宫。圣武天皇迁都后第二年即745年再次迁都到平城京，随后难波京作为遣唐使港口的副都（陪都）。784年迁都至长冈京废弃难波京副都。

周公营建洛邑

作为首都的职能补充：首都不在全国的地理中心而偏于边地，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故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设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雒邑、明朝初年的北京开封府。周武王克殷商以后，为了镇抚东方，并便于统治全国，于是决定亲自选址，拟在伊洛之间，经营新都，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发生了武庚勾结管、蔡反叛西周的事情，经过了三年的征战，方才平息，周公为了强化对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把他们集中迁到洛邑，严加管制，并驻守重兵于此，以资防范，成王即位以后，“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从而完成洛邑的建设。

隋唐大运河

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朝洛阳便是由于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

隋唐时期的洛阳原本是“山东”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全国重要的经济都会之一，隋炀帝大业年间初步营建东都，同时又大力营建大运河，沟通全国当时的经济重心之江南，以便利商贾往来，货物的集散和漕运，这更增强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故东都不仅是当时的陪都，而且还是关东的经济中心城市，唐继承隋朝，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首都长安的粮食依赖于从洛阳的漕运，这也是洛阳作为隋唐东都的重要原因。

近代国外将政治/行政和经济功能拆分的情况也颇为常见，如拉各斯、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都有“经济首都”的称号，继续行使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职能。

军事原因

南宋临安府

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 统治者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或长期因战争迁驻办公的地方，为了纪念而建陪都，这种情况下的陪都往往就是临时首都或实际首都。如唐朝的南京成都、南宋的杭州（临安府）、“中华民国”的陪都重庆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陷京师长安，唐玄宗西幸成都，至德二年（757年）设置的南京，根据《新唐书》志32记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

宋室南迁，于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称临安。临安原为地方政权吴越国（907～978年）的都城，由于其经济基础好，被选定为南宋都城，此后便扩建原有吴越宫殿，增建礼制坛庙，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发展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八年。南宋之临安，虽然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是陪都或者行在，但是实际上由于南宋偏安一方，收复北方无望，所以，临安实际上充当了南宋首都的职能，成为南宋实际上的首都。

特殊情况

以色列法定首都耶路撒冷

有些”多首都”有其实而无其名，如沙特的塔伊士、吉达实际行使外交和夏季行政中心职能，却并无正式“名分”，波黑政府和国会所在地都在巴尼亚卢卡，但这个国家的法定首都却是萨拉热窝；也有些“多首都”则正相反，有名无实，如贝宁的波多诺伏由于和经济首都科托努紧挨着，实际上几乎成了同一座城市，政府、国会、司法机关所在地和使领馆驻地，如今都已搬到了科托努，波多诺伏这一“行政首都”已徒具其名。还有极个别“多首都”是特殊情况造成的，如以色列实际上首都在耶路撒冷，但由于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因此大多数外交使团都留在特拉维夫，且只承认特拉维夫为以色列首都。

西周洛邑

西周时期，周公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在洛邑设置陪都，西周洛邑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的陪都制度，此后大王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直到清末；

西周时期主要有三个都城同时并存，即岐周、宗周丰镐、成周洛邑，三座都城建立的时间不同，其方位也是依次向东。这三座都城及其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构成西周时期复杂多变的都城体系。其中，宗周丰镐是西周都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主都。三座都城建立的时间不同，其方位也是依次向东。岐周是古公直父率领周族从豳迁到周原（关中西部）建立的都城；三世之后，即到周文王时期，在关中中部地区的丰建立都城，后来周武王又在丰以东沣河东岸建立镐，是为宗周；成王时期，在“天下之中”的洛邑建立了成周。

岐周是周人作为方伯时期的政治中心，是周人崛起的“圣都”；宗周的建立，实现了周人做“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是周人称霸天下的政治中心，是周人作为天下共主的主都；成周是是辅助周人管理东方，进而有效统治天下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周人的陪都。

近代以来，随着对西周青铜铭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学者也指出，宗周在金文中专指镐，具有明显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与“镐”单为都邑之名有着很大不同。 既然我们把丰、镐视为一体，因此，对于宗周的界定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镐，事实上，到西周中晚期，随着丰的宗庙设施的持续应用和不断齐备，“宗周”的区域概念已经扩大，丰和镐一带都可称之为宗周，如《诗经·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宗周都城地位的演变包括接受述职朝见、宗教祭祀、发布命令等，完全体现了宗周作为一个主要都城应具备的职能。

第一，周王接受王臣和诸侯述职、朝见的活动。

如：乍册魑卣“唯公大（太）史见服虞宗周年”，是指公太史到宗周述职性地朝见周王；匡侯旨乍又始鼎中的“匡侯旨初见事于宗周”则是指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见周王；麦方尊记述了邢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活动；柞伯簋也记载了柞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事迹；宗周钟铭文则说明周王不仅在宗周会见王臣、贵族，还会见外夷。

第二，周王的重要宗教祭祀活动。

献侯鼎、史叔隋器有王大襄于宗周的记载，士上盂有“王大{|翦于宗周”、郭伯取簋有“寮于宗周”，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有周王“各”的祭祀活动，柞伯簋记载了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其中，“大章”、“大檎”是周王举行的高规格的祭祀行为。

第三，周王向臣下发布命令的活动。

小克鼎、史颂鼎、宗周钟、班簋、母簋等均有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的记载。

由上述周王及诸侯、王臣在宗周的活动可知宗周是西周的政治中心，是周王长住之地，是西周的主要都城。

宗周丰镐的政治中心地位即主都地位在西周一代应是比较稳固的。与陪都成周相比，虽然成周洛邑是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逐渐成为西周政权在东方的一个代理中心，但宗周丰镐的主都地位依然牢固。如，士上蚕、小克鼎、史颂鼎、晋侯稣编钟四器铭文均同时提到宗周与成周：士上盂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举行“大榆”的祭祀典礼，命令“士上果史黄殷于成周”；小克鼎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命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史颂鼎铭文也有周王在宗周，令“史颂……于成周”；晋侯稣编钟记载周王由宗周出发到成周指挥战争。

由此来比较，宗周与成周的主、陪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 发展到东周初年，由于戎狄入侵和宗周的残破，成周终于成为主要都城。

东汉南阳

在东汉时，南阳是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故南阳有“南都”、“帝乡”之称。南阳在东汉时是陪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二十八宿（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故乡大部分在南阳，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隋唐时期

丁海斌、王立强《谈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主辅摇摆期》认为：

炀帝迁都，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发生了改变，大兴成为陪都，洛阳成为都城。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认为：

唐承隋东西两都之制， 仍以长安为京师， 洛阳为陪都 。因此， 长安所在之关中地区置京畿道， 但辖区作了调整。洛阳所在之河洛地区置都畿道， 辖区较隋之河南郡扩大了些。京畿道系分关内道及山南道之部分地区而建置的， 辖京兆府及岐、同、华、那、商、金六州。都畿道系分河南道及河北道之部分地区所建置的， 辖河南府及陕、汝、郑、怀四州。两道地域接壤相连， 和隋代一样亦为两都通圻之制。所以唐代京畿区域实际上应为京畿道与都畿道组合而成的 。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中心逐渐东移，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隋唐京师长安需要四方供给，隋唐在洛阳设置东都。隋唐洛阳城面积为47平方公里，是仅次于长安城的全国第二大城市，隋炀帝和武则天时期还曾短暂营建并迁都洛阳。唐末朱温亦曾迁都洛阳。唐朝定都长安，但仍重视洛阳。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高宗建都洛阳，称“东都”。但这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性质并不一样。《隋书·礼仪志》记载，隋炀帝“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可见，隋炀帝已无心大兴城，于是决议迁都洛阳。而据《全唐文》记载：“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胜概，每乐巡幸，遂成都洛。”而《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唐高宗“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可见，唐高宗并未彻底迁都，而是两都共存。

隋人继承东汉发展营国制度体系王畿之制的传统， 结合其时形势需求， 建置了隋王朝的京畿区域。他们首先按照当时政治上强化对南方的统治， 经济上仰给南方对北方补充的要求， 采取东、西两都制。以新营建之大兴城（ 长安） 为京师， 洛阳为陪都（ 东都)，洛阳位于全国中心地区， 且较接近江淮， 可以利用大运河航运之便， 加强对南方控制， 而且更可补充长安给养， 吸取江南财富以调剂北方之不足， 藉以增强长安地区的经济实力。可见此时的洛阳， 已成为西北南下的政治势力与东南北上的经济势力之交汇点， 地位非常重要．从建都意识论， 洛邑本为周公经营的东都， 建陪都于此， 亦是以体现继承文武周公之道的统治正统之意。

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认为：

隋朝实行东西二京制，首都大兴城（长安），陪都洛阳。隋初洛阳的地位还不能和首都相提并论。东京洛阳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炀帝统治时期。

大业元年（605年）的春天，杨广命越国公杨素领营东京太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东都。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工，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这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由于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炀帝时期取消长安首都的地位。因此，洛阳在隋炀帝时期仍然是陪都，但其实际地位和功能远超其名，起到了实际首都的作用。为什么历史上洛阳多次成为地位崇高的陪都呢？而且主要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前者是因为其地理、历史、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后者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也是政治中心从西向东转换的过渡期，洛阳的实际地位已经逐渐超越长安。但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未正式成为首都。于是，就成了实际地位超越首都的陪都。

隋代时洛阳作为陪都在某些时间里实际地位超越了首都大兴。而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依然尊崇。尽管唐朝曾实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与国都长安相差无几，两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体制。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时长安与洛阳主客倒置，洛阳在历史上达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峰。

唐初期，废东都为洛州，降为洛阳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正式改称洛阳宫，这个是唐开始经营唐东都的第一个阶段。这也是中国古代陪都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非都而宫，只是有行宫，还不是标准的陪都，但已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陪都含义，其地位和功能并不同于普通的中心城市。

唐朝宰相杜佑的著作《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为洛州，炀帝之初，移都创制，复曰荆河州，寻改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凡周、汉、魏、晋、后魏、隋，至於我唐，并为帝都。”认为洛阳是并列为帝都，并无主次之分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这时的神都虽名义上仍是陪都，但实际地位和名号都高于京师长安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陪都名称之尊崇胜于京师者，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复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则天的政治干扰，把神都又改回为东都，洛阳恢复为正常意义的陪都。

隋唐时期总体上以长安、洛阳为首都，太原、凤翔、成都等为陪都。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称帝，定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市）。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下诏迁都洛阳，称“东京”。《隋书·列传·卷三十三》：“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史料明确记载隋炀帝是“迁都洛阳”，而不是设洛阳为副都。据此，迁都之后，东京洛阳便取代了京师大兴的首都地位。但仍然保留大兴的京号，并未罢京，而是派官长期留守，是为留都，乃陪都形式之一。降格为陪都后，隋炀帝西巡时亦曾驻跸于此。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东京洛阳城营建，用时十月，次年春已建成，“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城市总体格局已经形成。而直到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才始筑大兴外郭城部分城垣，至此大兴城的总体格局才基本形成。 这与近代日本都城演变颇为相似。1868年，日本迁都江户，称“东京”，但仍然保留旧都 的京号，并未罢京，而东京已成为事实上的首都。

北宋洛阳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 ,定都于汴梁 ,同时又设立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作为陪都 ,并按照汴梁的模式 , 在这些陪都中设置了相应的机构 ,如御史台、国子监等。这些清闲衙门对一些愿意远离政治中心的 官员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明代南京

沈阳故宫

清朝入关后，以盛京为陪都。 清朝入关后，又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在城外增筑关墙，高七尺五寸（2.79米），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16.080公里），面积为11.9平方公里。为不规则的抹角圆形，夯土筑造，设八个关门，关门较简单，砖砌二个门柱，上有一横枋，上盖为起脊灰瓦。八关即八个边门，即：抚近门外大东关的大东进门，内治门外小东关的小东边门；德盛门外大南关的大南边门，天佑门外小南关的小南边门，怀远门外大西关的大西边门，外攘门外小西关的小西边门，福胜门外大北关的大北边门，地载门外小北关的小北边门。这样，沈阳城就有了“八门”、“八关”的区划．从城墙到关墙之间的地带叫做“关厢”，当时住在关厢里的多是所谓“伊彻满洲”，即新满洲。明确划分八旗居住界限，抚近关内及大东关为镶红旗界，内治门内及小东关为正红旗界，德盛门内及大南关为镶黄旗界，天佑门内及小南关为镶蓝旗界，怀远门内及大西关为镶白旗界，外攘门内及小四关为正黄旗界，福胜门内及大北关为正蓝旗界，地载门内及小北关为正白旗界。康熙、乾隆年间，城垣、城楼、角楼又经过重修扩建，使沈阳城更加雄伟壮观。

民国重庆

陪都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这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迁抵重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众多的工矿企业、文化教育机关、大中学校、学术团体等也纷纷西迁重庆；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及战前持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主要领袖也相继抵达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大批豪士俊杰和社会名流也汇聚于此。重庆，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社会的统治与活动中心，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抗日民主党派参与其中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市区人口急剧增加，市面日益繁华。为应对日机的频繁轰炸，减少损失，避免无谓牺牲，政府当局开始向重庆市郊疏散人口，从而使得环重庆周边的一些地区也渐次繁荣起来。

荷兰海牙

马来西亚布城

马来西亚布城是一个新兴的行政城市，布城也称布特拉加亚 （Putrajaya）是马来西亚的联邦行政中心。JAYA的马来文是“成功”之意，布城就是象征欣欣向荣的理想城。这个“智慧型花园城市”保留着马来西亚的传统遗产精粹，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区仍然保留着大自然的翠绿景色，林园、湖泊及湿地，是马来西亚珍贵的绿色瑰宝遗产。

布城于2001年2月1日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三个联邦直辖区。它位于马来半岛中部，居于吉隆坡市与吉隆坡国际机场之间，相距两地各约40公里。整个城市面积广阔，山林起伏，宏伟壮观，其中70%是绿地，红花绿叶相映，环境清幽宜人。经过近6年的规划建设，现已是颇具规模的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也成为马来西亚一处最新的旅游景点。马来西亚首相署和政府各部已迁入布城办公，住宅区、商业区、文化、休闲设施和交通体系已基本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