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编辑

明末清初思想家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人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人。明遗民。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学者王朝聘的儿子。

崇祯五年（1632年），考中秀才，组织“行社”、“匡社”。崇祯十五年，考中乡试。顺治初年，投靠永历帝朱由榔，参加反清斗争。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拒绝为吴三桂撰写劝进表。

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湘西草堂，安葬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现衡阳县曲兰镇船山村老屋组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注：王夫之结识了分考官沔州知州章旷，字于野、长沙推官蔡道宪，字元白。王夫之后来参加章旷的抗清活动，失败后，章旷绝食自杀，王夫之抚养其子章载。）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陷蕲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刺伤自己的脸和腕，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之听闻崇祯皇帝自缢，作《悲愤诗》一百韵（已佚）。

抗击清军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王夫之结识抗清将领堵胤锡。秋，王夫之为避免镇将纵兵剽掠，与父兄逃到耒阳、兴宁、永兴。

王夫之画像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王夫之再续《悲愤诗》一百韵。王夫之只身赴汀阴找章旷，请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协同作战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并对军队后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未被章旷采纳。

顺治四年（1647年）春，孔有德率军攻陷湖广各地，王夫之往湘乡。四月，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投奔永历帝被困在湘乡西南的车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参之及叔母在战乱中死亡。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嘱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

顺治六年（1649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

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任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

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

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顺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侦缉，被迫离开耶姜山，变姓名为瑶人，流亡常宁，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流亡至兴宁，寓荒山僧寺，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黄书》。冬，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有诗《重登双髻峰》。

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夫之常访友人刘近鲁，刘近鲁藏书六千余卷，向其借阅研究。

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夫之完成《家世节录》。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下永昌，王夫之深痛山河易主，作诗《山居杂体县名》。

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夫之由续梦庵徙居湘西金兰乡高节里“败叶庐”。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王夫之的妻子郑氏病卒。九月，王夫之作《初度日占》。王夫之把《续落花诗》、《广落花诗》、《补落花诗》等六十九首与《正落花诗》合编为《落花诗集》。

终老林泉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道人，修《尚书引义》六卷成。

康熙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四书大全说》。

康熙四年（1666年）衡阳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门下，直至殁，前后二十六年。

康熙六年（1668年）七月，王夫之修成《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王夫之自二十八岁受父命编写《春秋家说》，先后用时二十二年。

康熙七年（1669年）王夫之娶张氏。王夫之写成《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洞庭秋诗》三十首、《雁字诗》十九首。辑三十岁以来所作诗编成《五十自定稿》一卷。冬，王夫之筑“观生居”于石船山下。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夫之修定《老子衍》，定本被学生唐端笏携归家遇火灾烧毁，今存本为三十七岁时的初稿。八月，王夫之听闻方以智逝世，作“哭方诗”二章。

康熙十二年（1673年）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初稿成。三藩之乱爆发。

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吴三桂兵至衡州，王夫之避至湘乡。秋，王夫之与唐端笏渡洞庭。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夫之去长沙水陆洲，刘思肯为王夫之绘画像。六月，王夫之与李缓山、章有谟登衡阳回雁峰。八月，王夫之在萍乡度中秋。九月，王夫之去观生居二里许石船山下里人旧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王夫之居湘西草堂完成《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称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劝进表，被王夫之拒绝。王夫之遁入深山作《祓禊赋》以明志。《祓禊赋》今失传，《姜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

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夫之著《庄子通》一卷。

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夫之辑五十岁以后未收入《柳岸吟》之诗章为《六十自定稿》一卷。王夫之修成《宋论》初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王夫之完成《庄子解》三十三卷、《相宗络索》一卷、《广哀诗》十九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王夫之完成《说文广义》两卷。十月，完成《噩梦》一卷。十一月，王夫之生重病。湖南巡抚与衡州知州拜会，王夫之拒不见，礼物全数退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王夫之完成《经义》一卷，重定《诗广传》五卷。七月，郑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王夫之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王夫之大病垂危。秋，王夫之病见起色，王夫之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王夫之旧病复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王夫之完成《张子正蒙注》九卷。八月，完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为学生们撰《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夫之大病，险些病亡。五月，王夫之跋《耐园家训》。六月，王夫之书《传家十四戒》。夏，王夫之回忆二十九岁前十余年诗作成《忆得》一卷。八月，王夫之重新修定《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秋，王夫之撰《石崖先生传略》。冬，王夫之奔赴长乐乡治丧，归来作《孤鸿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王夫之病情加重，完成《读通鉴论》初稿。九月，王夫之抱病送兄柩入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王夫之完成《南窗漫记》一卷。秋，完成《霜赋》，撰写《武夷先生暨谭太孺人合葬墓志》。冬，王夫之辑六十岁后诗作《七十自定稿》一卷。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夫之病中著《识小录》一卷。四月，重定《尚书引义》。九月，刘思肯来为王夫之画像，王夫之为自己的画像题词《鹧鸪天》。王夫之为自己的墓碑书《自题墓石》。撰《自巳九月书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王夫之完成《夕堂永日绪论》二卷。夏，王夫之重定《张子正蒙注》。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定稿《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时（2月18日），王夫之卒于湘西草堂，终身没有剃发。十月，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现衡阳县曲兰镇船山村老屋组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墓碑镌“遗命墓铭”如下：“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主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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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成就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像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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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谭嗣同在《论六艺绝句》评价王夫之：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