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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编辑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中文名：蒋梦麟
别名：梦熊、兆贤、孟邻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886年1月20日
逝世日期：1964年6月19日
毕业院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职业：教育家
主要成就：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景星学社社员
出生地：浙江余姚
代表作品：《西潮》
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
1892年入私塾。
蒋梦麟
1924年11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同年秋天，抵达上海。
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8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1928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任内制定并颁布《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整顿无良的私立大学，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1929年5月——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浙江工商大学）。
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调整北大原有体制，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实行教授专任制度，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遭到非议，却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1935年11月，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遭日本宪兵挟持，后被释放。
1937年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
1937年12月，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2月，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 凡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顾全大局选择退让，成就了西南联大，但也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
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倒蒋举胡”风潮，蒋梦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来担任校长。
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左一)、李大钊
1945年8月，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由胡适继任。
1947年后，随宋子文辞职而从行政院辞职。
1948年，受命出任由中美两国政府新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49年去台湾，主持“农业复兴委员会”。 由于农复会的推动和领导，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乡村中农会的改组，并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援，使台湾的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1951年，率先提出人口节育问题。
1958年，因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作出的贡献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1959年，呼吁“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主张节育、限制人口增长，遭到指责、诽谤和谩骂。
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著作
《西潮》书影
《孟邻文存》
《谈学问》
《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
《新潮》
论文
《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博士论文）
《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
《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
《和平与教育》
《新旧与调和》等
教育理念
蒋梦麟的字
蒋梦麟认为学术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基础，一个社会或国家之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科学、学术不发达。要使社会进化，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和学术。他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三大弱点是：1、无系统；2、太重应用；3、太重古文字，知识不易普及。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改变这种弱点的方向是：1、重视“论理学”（即逻辑学）和科学之方法；2、提倡探究学问的精神上的兴趣；3、革新文学。先求言文之接近，教育方能普及。他认为，教育既为复杂之科学，必有赖于他种科学，有赖于这些科学的高等学术之发明。
教育与政治
教育很难与政治相脱离。但蒋梦麟认为，教育对政治应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不能笼统地说“但管教育，不谈政治”。关于政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当涉足与干涉，因为这类政治是经常变动的，若涉足于内，会影响教育和学校的稳定性；二是政论。这关系政治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辨明是非，主张正义，开展启蒙，养成民主政治之习惯，这是教育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他认为教育决不是培养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政党、政事之类的政治，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政治又可区分为维持现状者和从事改革者两类，前者是保守的，持这种态度的人很多，从事教育的人不必参与；后者是改革或革命的，则有参与的价值，因为只有经过改革才能推动社会前进。总之，蒋梦麟认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应当展望未来，关注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但却不能忘记自身的本职，是繁荣科学、发展学术。若不在学术上站住脚，那就不配谈什么改革政治。
教育目的
蒋梦麟指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
平民主义
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
职业教育
面对倡导职业教育的社会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
个人价值
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人天赋之特性，是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核心。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
蒋梦麟特别强调个性教育的中心地位，他认为强调，新教育就是要培养“活泼泼的个人”，需要：1、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2、养成健全之人格；3、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社会进步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
与陈独秀
蒋梦麟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陈独秀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与毛泽东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多次婚姻
离婚再娶
蒋梦麟故居
难展抱负
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振兴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因为妻子的缘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朋友反对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蒋梦麟却不为所动，1960年蒋梦麟初见徐贤乐，便着了魔，缴了械。徐贤乐一直追求者甚众，曾经嫁给杨杰，结婚7个月后，两个人便因为金钱问题，以离婚收场。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她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蒋梦麟的朋友们非常着急，老友胡适一直站在蒋梦麟这边，这一次，他也投了反对票。胡适住在医院，就写信劝说蒋梦麟，还为蒋梦麟支着儿，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
惊动第一夫人
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蒋梦麟犹豫了，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看望胡适，一进病房他说：“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蒋梦麟对胡适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取消婚礼，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胡适知道了一个消息，蒋梦麟居然举行婚礼了。
心生不满
1962年年底，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婚礼的证婚人、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2月8日，蒋梦麟再经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擅自领去其应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离婚官司
此时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当场老泪纵横：“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徐贤乐的反诉条理清明，也不能不算离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对“侵渎先室”的反驳，列举出蒋先生当年婚中恋慕陶女士，与原配夫人分居，后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异议”。对于蒋在离婚书中说“指责她趁着蒋开刀之际把存折、股票、土地过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儿女撒娇之态：“当初你说的，你的东西都归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无非是照着你的意愿做罢了。”
1964年1月23日，这场旷日持久、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由蒋支付给徐赡养费50万元。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6月19日，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
“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评）
蒋梦麟塑像
“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傅斯年评）
“孟邻先生去世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哀思，更是一个典范，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典范。”（台湾《中央日报》评）
“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蒋复璁评）
“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陈雪屏评）
“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吴湘相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故居
蒋梦麟故居
蒋梦麟
蒋梦麟发展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学问。此外，北大在蒋梦麟的具体实施中于1920年便首倡了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使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改方针上发表意见，发挥积极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
从20年代初至30年代，蒋梦麟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一道，艰苦地致力于北大中兴，使北大由乱到治，由衰至兴，逐步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心。使北大人才云集，学术繁荣，推动教学与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处领先地位，并且逐年培养出大批高质量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