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编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

王家新，男，汉族，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教授。1957年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

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

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200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1957年生于湖北，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在《文学评论》《读书》《世界文学》等学术、文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及评论百余篇，著有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文学随笔集《对隐秘的热情》《坐矮板凳的天使》，诗集《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等多部，作品及文论被收入多种全国性诗选及文论选，被译成多种文字和收入多种大学、中学教材，并曾多次应邀在欧美一些国家讲学。

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受到广泛注重，被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被视为当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代表性诗人。八十年代的代表作有《中国画》、《蝎子》等，九十年代初写作《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引人注目，创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长篇诗片断系列《词语》《日记》、组诗《伦敦随笔》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创作境界趋向开阔，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4年归国后，以组诗《挽歌》、长诗《回答》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近期代表作有《一九七六》《田园诗》、长诗《少年》、诗片断系列《冬天的诗》、诗片断系列《变暗的镜子》等。作品被重点选入多种中国现当代诗选中，并被译成英、法、德、意、荷、西、瑞典、俄、日、韩等文字；曾多次应邀参加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比利时、瑞典、丹麦、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国际诗歌节活动及学术会议，并应邀在欧美一些著名大学讲学、朗诵，作驻校诗人。曾获国内多种诗歌奖、随笔奖，其中包括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2009年）。对王家新的诗，在国内外都有许多专文评论和研究文章，北大、复旦等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也有重点介绍和评述。诗作《在山的那边》被人教社选入初一语文教材，诗作《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教社选入高二语文读本。

在诗歌创作的同时，王家新一直对诗歌和诗学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他在诗学理论探讨、中国现当代诗歌评论、中西现代诗歌比较研究、翻译研究及策兰的翻译和研究等领域的建树，已在诗歌界、文学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反响。诗人西渡称“王家新是对当代诗歌有重要贡献的诗人。他从朦胧诗时代开始写作，几经变化，逐渐形成了成熟的风格。他的诗不以繁复的技巧取胜，而以境界的开阔、感情的深厚为特征，展示了个人在复杂的历史现实中的心理变化。王家新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他的一些批判性随笔和诗学理论文章，对90年代诗歌氛围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称王家新以诗歌为核心的全部写作“堪称是一部中国诗坛的启示录”。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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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王家新喻为“寻求词根”的诗人，这“词根”构成的是诗歌语言与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对“词根”的执著寻找因而就给王家新的诗歌带来一种少有的深度：隐喻的深度，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深度。90年代的王家新在中国诗坛上的无法替代的位置正与他的执著和内在的深度相关。阅读他的诗，仅仅从技巧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王家新的诗堪称是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它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

——吴晓东《王家新的诗》

王家新是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需要怎样抑制自己，我们才能平静地走向阳台，并在那里观看史？”（《反向·那一年》），诗人在扪心自问，但是，这何尝不是在询问我们这些目击过历史而肉体尚且“活着”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自己在读到他在那时写下的《反向》时的复杂心情。但我预感到，一个真正从心灵上趋向伟大诗人气质的人，将会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这显然不是某一个词所能“给出”，它将我们引向一种心境。或者说，这也不是“悲凉”、“痛苦”、“反抗”、“思索”这些经常使用的词汇所能涵括的。不妨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心境。时代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时代其实意味着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压力。它表面上看，只是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其实后者无时不在操纵着它。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历史这个渊薮。时代不过是说话者。“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是在替我们这个时代说话。替时代说话，也即替历史说话。他们锻打了自己的灵魂，等于锻打了自己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对于王家新创作的“彻底转变”，具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们之间的命运太相似了。在放弃了对本土文化无望的寻求之后，惟有帕氏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撑，只有在孤傲、沉思、痛楚和坚定的氛围当中，他才可能“静下心来”，认真刻画自己的灵魂。组诗《反向》和《瓦雷金诺叙事曲》所以有一种震撼人整个心灵的东西，不可能不与王家新那时找到了“个人命运”与“诗歌命运”之间最高的和谐有关。他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个人的思考过程，然后又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从而成为真正有勇气承担起历史重量的诗人。王家新赴英国、比利时后的创作，使他变得日渐宽阔、深远和宏大起来。他正趋于一种类似“群峰之上”那种高远的境界。地理距离所提供的有意味的审美距离，使他壮怀激烈的批判态度渐趋缓和，同时又在他对故国的思念中铺上了一层肖邦式的忧伤色调。他从一个民族的命运出发，来到世界背景下的大命运当中，因此，他的思考已远远越出了个人、国别和民族的界线，开始具有了中国作家通常缺乏的那种开阔的视野和心理素质。这就是长诗《词语》和《临海孤独的房子》。这种类似多幕戏剧，又穿插了现实、历史、梦幻、神话及诗人内心独白的“大诗”，在王家新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中实乃罕见。它使我意识到，赋予这个时代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戏剧结构，应该成为对今天诗歌的新的特殊的要求。

——程光炜《王家新论》

这几年间，诗人王家新为我们写下了因强烈地释放着内心尊严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诗人置身在生存的裂隙、边缘和差异处，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和沉静于思考的身影，因闪烁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和锋芒而显得格外的清晰动人。我想说，王家新这几年的诗文，是我所能读到的诗人之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和警示之一。近年王家新的写作总是逸出既有的言说罗网之外，由他自己命名为“诗片断系列”的那些诗作，往往很难找到一张现成的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们的确切位置。像这些远离诗歌特定文体的写作，却又有着对诗境异乎寻常的深入，其内在的强烈诗意，反倒是我们在通常的诗作中难得遇见的。透过这些包容了众多向度而界域一时变得模糊未明的写作，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整体承当气魄、一种拒绝分类的综合性写作精神正在王家新身上悄然生长。90年代的王家新得以成为有力应对和处理当代现实，直入事物核心的写作者之一。

——李振声《回复诗性的众多向度》

面对王家新的创作，会感到传统的对诗的分类是多么困难。人们认为80年代的诗是政治性的，90年代的诗纯粹的艺术化；80年代的诗人经历过“文革”，有一种责任感，90年代的诗人更个人化。王家新可以划归到“第三代”诗人中去，但他恰恰反对要么政治化要么个人化这种二元对立。王家新和他的同行如欧阳江河一样，虽然强调个人写作，但他并不仅仅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纯粹的诗歌艺术的代表。在中国，这种个人写作是与主流艺术相对立、冲突的，因而具有了政治性。但是，王家新的政治性和北岛的政治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王家新的诗里说话的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代人的声音。王家新更接近于第三代诗人，他们拒绝北岛、扬炼的高调的抒情语言，用的是更为日常的生活语言。但是王家新的这种朴实的散文式表述方式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诗中有一种强烈感人的戏剧性。“尴尬”对于创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词。在一个不断流失的世界里，诗人们已不能胜任使命，他们期望为某一个人讲话，并和某一个人讲话，但他们没有说话的对象，他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语言讲话，但是这种语言并没有被他们所掌握，他们想出版他们的诗，但出版社不愿为此赔钱。很多诗人对此不知所措，他们逃避这种困境，不再写作了。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德国）顾彬（Wolfgang Kubin）《王家新的〈游动悬崖〉》

敬文东：王家新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担当性。他几乎从不允许自己的诗行不同凡俗、艰难而晦涩的生活相摩擦，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品质赋予了王家新全部诗作以格外醒目的道德力量。他的诗同他生活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对话关系，他本人则始终处于“对话的稠密地带”最中心的位置。

耿占春：王家新诗歌的独特音质出现在九十年代初，那又是一个寻求或重构诗歌话语的时刻。是一代人创伤经验的核心。在此意义上，王家新是另一个北岛。这是我写下王家新的理由。王家新将他的语词放置在一个寒冷的地带。寒冷是他选择文学俄罗斯的理由。然而现实的版图在移动，沉重的记忆越来越轻，商业社会也越来越暖甚至虚热。他的诗保持着记忆的寒冷感。过去的经验由于延续到现在而被改写，被暖化或腐化。他的长诗《回答》表达出紧张和受挫折的生活。对王家新来说，对没有被表达的过去、被禁止言说的记忆之忠诚，与对不断漂移的现时性的追寻带来了——一种“移动悬崖”。

何言宏：王家新的写作，一直具有坚定、明确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诗学追求。他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置放于时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在深邃的精神关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通过对其个体生命和精神体验的挖掘与书写，不仅以诗的方式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更是建立了其深刻、独特和相当有效的个体承担的诗学。我一直记得王家新在一次演讲中所说过的这样的话——“一个诗人，不仅是写出了一些好诗人，也不仅是提供了某些名句的人，还是为他那个时代带来了某种美学气质和精神性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贫乏的年代为我们拓展出诗的精神向度的人。”我以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为我们这个贫乏和鄙俗的年代拓展出精神向度的杰出诗人。

张桃洲：在二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王家新以其充满韧性的诗歌写作，成为这个时代诗歌的一个亮点。同时，他一直以随笔和论文的方式，从多个层面对中国当代诗歌及诗歌写作本身进行着思考，同样成为当代诗坛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从事诗歌活动的两翼，他的诗歌写作与诗学思考都深入参与了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他的富于建设性的诗学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当代诗歌自身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反观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时，难以绕开的是王家新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及其作出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有深度的探询和辨析，王家新的诗学思考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说，提供了一副得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深层隐秘的“透镜”。

何平：“面对一只乌鸦的期盼/使我重又陷入冰天雪地之中——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已被写下/我在等着那唯一的事物的到来”。这是王家新《乌鸦》的最后一段。诗人“写”的意义如何在“什么都已被写下”时代境遇中显露出印迹？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或者屈膝、献媚、投诚到体制和新经济怀抱，或者被嘲笑、蒙垢进而塑造成一帮别有用心的小丑的1990年代，王家新选择了作为一个驻扎在故都且作为新都的“北京”的知识分子批判的书写立场。在这个意义，王家新所坚持的知识分子传统是旧派的。时至今日，无论是怀想着遥远国度曾经有着同样命运的异国诗人，还是直书时代中的个人记忆，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乌鸦》《挽歌》等应该是1990年代北京往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语言上，王家新呈现的是和柏桦、李亚伟完全不同的向度，他的晦涩、缠绕同样代表着汉语诗歌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