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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 编辑
经亨颐先生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1902年东渡日本攻读师范，学成归国后致力于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月，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首任校长，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两年后离任），春晖中学校务由代理校长主持。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
墨竹图
经亨颐先生题写的春晖校名
经氏在运用借边、连边技法时，或单独运用，或两者兼用，至于借边与连边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异。如“山间居”、“五十学画”、“北海一庐”、“春霜草堂”等印均有三四处以上的笔画运用了连边技法。尤其是“北海一庐”印（见八八页）最具特色。该印中的“一”与“庐”笔画数量悬殊很大，“庐”字的众多平直笔画又易与印边造成重复和雷同，作者将“庐”字的“广”部与“皿”部沿边笔画作借边处理，其余三字的笔画一律连边，这样既可解决“庐”字的平直笔画过多易与印边产生重复和雷同的矛盾，又使其余三字有了依托，全印的布局获得了平衡。为了使仿汉作品篆法生动灵活，章法新颖，经亨颐有时还巧妙地将某些大篆的部首偏旁和古玺布局形式糅人印中。例如朱文印“经子渊”的“经”字、“颐渊”的“颐”字，白文印“牛梦六十年”的“牛”字、 “老渊”的“老”字，原来都是大篆的写法，但经过作者的融会变化、精心篆写，整个印面立时显得古朴自然。在作品的布局上，经氏也时常吸收古玺的某些特点，以打破汉印固有的布局样式。如“苦牛”和“颐尊者”见九○页）二印，作者将印文均作两行排列，前者左长右短，呈错落之势：后者左短右长，“者”字居上，下有留红，印面的疏密对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最后再谈一下经亨颐的边款艺术。边款是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评介经亨颐的篆刻艺术，不能不论及他那令人赞叹的边款创作技艺。近年来，我曾阅过七、八种现代学者印人的篆刻集（印谱、印存），就边款水平而论，尚末发现有人能超得过经亨颐。这些印谱、印存，或全无边款，或有少量边款但质量实在令人难以卒读。边款与印面的创作永平相距甚远是这些学者印人的通病。经亨颐的边款与其印面一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爨宝子碑》行楷和小篆作款，奇崛古奥，别具风采。例如朱文印“享颐藏书”款云： “丙辰五月石禅四十初度，买书栽木，长乐永年。” （见八九页）此作印面四字端严朴实，配以十八字的阳文小篆长款，印面与边款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又如白文印“晚节清风”两面款: “颐渊画印。此石得于秦淮河小肆，十九年颐记。” （见八四页）此印两面款皆用《爨宝子》碑意行楷刊刻，所不同的是一面横书，一面数行直书，布局错落有致，拙趣盎然。此款充分体现出经氏浓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约布局技巧。
作为学者的经亨颐，由于未享大年，六十一岁即已过世，篆刻作品流传数量偏少，无疑会减弱他在现代印坛上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存作品中体察到他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发展轨迹，从而获取某种借鉴和启迪。
▲经亨颐告别杭州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的指导我们，慰贴的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勉我们，我们多少有趣！……
“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救救孩子们呀！
“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
“诸弟：
“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大致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该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该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职教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该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底几种改革事业。”
经亨颐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熟知经亨颐的同乡学人范寿康评价，他在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青年刘质平醉心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能发给毕业文凭，刘质平后来成了有名的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于1919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也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议决，在1919年10月16日正式宣布《试行自治制》，暂时定出九条自治大纲，第一条是将学校事务分成学生自治和学校行政二部。第四条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预。第八条规定学生自治范围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自治实行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小的销量。
最有成绩的应该是白话文的推行，当时教授白话文还是创始，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所以就由学校的国文教授会议，暂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依照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16个问题，分门别类选辑了一百多篇文章，主要是当时新刊物上发表的，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的都有，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蔡元培看了他们自选的国语教材说：“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但这样的教材目的就是要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学生轻信、盲从。比死板的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纲说的，形式上“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接近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上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
我们看看1919年9月16日学生汪寿华的日记，可见当时的语文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陈望道在语文课上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做去。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够讲呢。现在有三种方法，大家研究研究。”这三种方法是，一，改为白话文，二是使用标点，三是改“直行”为“横行”，理由是写的时候便利，看的时候便利，经济上的便利。正是在经亨颐的主持下，教师才可以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其他的改革还有学校选举产生议决全校大事的评议会，实行经济公开等。
当山雨欲来之时，在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本人都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该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乾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关于学生自治，“该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校几年我们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哪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有什么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
学生自治不是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自治能力，而是一种开始，是训练。自治时间不长，但在有些方面效果已显示出来，比如禁烟，以前学校用了多少办法、多少手段都没有能解决的，通过自治解决了，比如学生管理食堂也大有改进，比如请假制度也落实得更好了。
关于改革国文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作为师范校长，不是单单要制造出几个学生，设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也要教授，他说只有在提倡白话之后才可以讲教育，要讲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国文教授。
关于学科制是针对学年制提出来的，他认为学年制的缺点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破坏学年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是几个学分，分成几年修完，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当时还正在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 早在革新之前，他已在浙一师的语文课上部分采用白话，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该校之光也”。当有人反对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4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了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教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实践上进行教育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的现代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现代型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有一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这些事的发生他并不知道。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其实，这只不过是借口，是导火线，关键是旧势力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机会。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他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就是如此说的，他也是如此做的。
最后的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他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当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下来，他当即拒绝，并离开杭州，决不苟且、留恋，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碌，他很少有时间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即使游玩也是来去匆匆，但他的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慨“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经亨颐的一生实在太丰富了，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概括：1877年生，字子渊，上虞驿亭人。二十岁出头时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悬赏通缉，亡命澳门。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更名浙江第一师范）校长，兼任浙江教育会会长。1921年在上虞创办著名的春晖中学，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1925年离浙，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全国教育委员长、中山大学校长。1930年参加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组织部委员，旋被开除党籍。1931年于国民党四大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与何香凝、柳亚子、张大千等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以诗言志，以画喻节……
经亨颐
经亨颐是怎么去南昌的？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干了些什么？凭什么坐上那把交椅？这段故事到现在也还没有人认真梳理。
李叔同在他化缘得来的风琴上，演奏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经亨颐在杭的时间较短，但他在这方土地上留下的影响却源远流长。他在一师（旧址在现在的杭高）做校长时，任用、提携、资助了包括李叔同、周树人、朱自清、丰子恺、潘天寿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综观天下，凡校长多是胆小的、死板的、保守的，用人上更是生杀予夺，唯我独尊，但他不。比如校内的刘大白和赵元任，虽然才华横溢，但满脑子都是异端思想，两人合作而成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虽然甫一唱响，便红遍全国，但怎么看都像靡靡之音。刘、赵二人天天都在经亨颐的眼皮底下，如果校长不开明，岂有二人容榻之地?
一师新招音乐教员，有人来应聘。第一句话是先提条件：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每个学生一架风琴，那是个什么成本？哪里来的钱？但新教员扔下一句话：“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甩手就走。
还没上岗，就敢这样耍大牌，做校长的面子上当然挂不住。但他知道这是个人才，学校需要他，于是经亨颐亲自出马，到处央求，把四五十架风琴凑齐，满足了新教员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样做的确是值得的———那个新教员就是日后名扬四海的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经校长化缘得来的风琴上，李叔同演奏了自己写的《送别》。
表面上看，经亨颐在杭州不过是经营了一所师范，但倡导的教育观念在此却有划时代的影响。经亨颐于1916年9月在师范新生入学仪式上说：“以大厦比喻国家，人才比喻栋梁是老话了，但我以为，构成大厦还有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此凸彼凹的榫头。如果没有榫头，再好的栋梁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材够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我这个学校，不光要培养栋梁，更要培养能为全社会所用的榫头……”
这样的话放到现在仍然能振聋发聩———不图一人一单位的名利，不要异化的精英教育，而求提高民族素养的平民教育。当今杭州基础教育知名人士王崧舟凡有报告必提经亨颐，凡提经亨颐必对他表示五体投地，“什么是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格式……经先生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功利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有了局限……”在王老师看来，当年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正是今日素质教育之滥觞，可惜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王崧舟老师也是上虞人，他在台上神采飞扬作缅怀状的时候，台下许多老师则在交头接耳地打听：
“经亨颐是谁？”
为挽留一个校长，有那么多学生肯牺牲，古今中外，他是第一人
经亨颐是带着痛苦离开杭州的，起因是一本杂志。
《浙江新潮》本来只是本默默无闻的学生刊物，每周一期，社址设于平海路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耳房里。第二期，有个叫施存统的同学写了篇文章，说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再踩上一只脚！文章的题目叫《非孝》，观点可谓大逆不道———家庭制度可是几千年中国的基石呀！结果省长、省教育厅长、省警察厅长都被惊动，成立专案组，说不但要查办此人，还要追究幕后元凶。七查八查，查到了一师的“四大金刚”头上———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老师，这四人惯于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当局招了校长经亨颐去，说：“宣传邪说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快去开除了他们，以正视听！”
经亨颐慢条斯理地答：“不行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
“那———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了。”
“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不能做。”
1920年2月9日，经亨颐被撤换，调离浙江第一师范。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义愤填膺的不是校长本人或者他的同僚们，而是全校的学生。学生立刻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做法。众人一路喊过去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
3月27日凌晨，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与警卫队发生冲突，警卫队枪伤数人，酿成流血事件。3月29日，全体学生被三百军警围困在学校操场，只准进不准出，结果一个叫朱赞唐的同学悲愤难忍，一把夺过警察的刀，愤而自杀，边上的同学都号啕大哭……
这就是上了中国现代史的“浙江一师风潮”。
为挽留一个校长，有那么多学生肯拿性命去换的，古今中外，经亨颐恐为第一人。
南有春晖，北有南开
学潮过后，当局妥协，学生复课。出人意料的是，经亨颐自己坚决不肯留任，径直离开杭州，扁舟一叶，回自己的老家上虞去了。
到了上虞，他仍旧办学，因为有了办官学到处掣肘的教训，他在上虞办的是私学，也不去当局那里备案审批———他要在白马湖这个地方办一所世外桃源式的学校。1922年12月，在春晖中学开学典礼上，经校长这样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的学校，实不能算好……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这四种是学校办好的条件……”
经校长“四个希望”的践行，前两款如何不得而知，但后两者达到了目的———有当时的俗话为证：“南有春晖，北有南开。”春晖中学和南开中学是全国最有名的中学，是当时的中学生最“心向往之”的地方。至于教员，岂只是“安心”，因为影响和人脉，经亨颐身边很快又聚起一批富有学养的文人雅士，其中著名的有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等，大家群策群力，继续营造理想中的家园。美学巨擘朱光潜后有回忆文章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则这样描述：“……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
上世纪20年代初，出家的李叔同赴宁波绕道上虞，经亨颐历来敬重李的学问与人品，立刻携夏丏尊中途截人。李叔同开始不允，后来经不起苦劝，才答应在白马湖畔小住。那些日子除了殷勤款待，经亨颐还筹集资金，以最快的速度在湖边山腰盖了两间小屋，希望借此使李叔同常住，以便学校师生随时亲炙。
白马湖边的这两间小屋就是“晚晴山房”（李叔同曾号“晚晴”），日后成了上虞的名胜之地。
我们为经亨颐的离开杭州而惋惜，但又为他创办了春晖中学而感到欣慰———如果没有上虞的春晖中学，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很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样子，而没有了这一片星光灿烂，中国现代的文艺天空，将是何等的苍白和乏味。
危巢之下没有安卵，那时偌大的中国，欲摆一张安静的书桌也不可得。日本侵华加剧，这是外患；当地国民党当局对春晖中学经常骚扰，今天查红色课本，明天逮赤化分子，后天又被要求设置国民党“党义”课程。排教学计划要安排“纪念周”，每天师生要唱国民党“党歌”，谁反对就扣谁帽子。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等皆为闲云野鹤，如此俗务令其痛苦不堪。作为校长，经亨颐对上要违心应付，对下不便恳切交底，学校这一摊又得撑下去，真是天天做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1924冬天的一个早晨，有学生出操时戴帽。领队老师以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与学生发生冲突。在处分问题上，代理校长（因经亨颐常年在外开会筹款等，当时聘有代理校长）飞扬跋扈，舍务主任匡互生等看不惯，以为是学校借机打压学生个性与自由，力争无效，愤而辞职。全体学生罢课，校方索性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此举激起教师公愤，教员集体辞职抗议。
在一个晓风残月的早晨，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等带了几件行李，突然离开春晖中学。学生们闻此消息，纷纷赶到驿亭火车站。面对恩师，话没说上几句，呜咽啜泣声就响成一片。据说，在站台的角落，远远地立有一人，身着长衫，围巾遮脸，黯然神伤，久久不肯离去……
那人便是校长经亨颐。
西湖边本来可以有第二个“西泠印社”
1938年9月，经亨颐在忧愤中谢世，年仅62岁。
才华如许，英年早逝，这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遗憾则是留给杭州的：1937年春，经亨颐托人在杭物色一地，准备建筑“寒之友社”社所，仿照西泠印社的制度，不作子孙遗产，只充金石书画爱好者的游憩之所。不久他们在西湖边的东山弄附近征得数亩地，经亨颐邀潘天寿、姜心白等实地勘测后大家连声称好，回来之后又是斥资，又是设计图纸，赶做工程，预期当年10月完成。不料房子才有个轮廓，抗日烽火骤起，杭城旋即沦陷，经亨颐仓皇避寇上海租界，“寒之友社”也终于成了个烂尾工程。
如果没有这场兵燹，现在的西湖边有两个“西泠印社”。
经亨颐在杭州约有十年的时间，今人回首，那十年恍惚是个华彩的旧梦。经先生的价值，一半在于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 一半在于他渊渟岳峙、独立苍茫的人格。
经亨颐在杭州的复活，最后以铜像的形式出现———高高瘦瘦，玉树临风，默默地站在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园里。他脸上的表情，一如森林中悠长的风声，永恒而邈远……
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和南社。光绪二十五（1989）年，因与伯父 联名通电西太后争废立，触怒被缉，偕避澳门，得免。后留日本，先后八年，卒业于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对于这件事，曹聚仁的说法大抵相同。他说：经亨颐的父亲经元善，在戊戌变法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关系很好。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要废除光绪皇帝，经元善“在上海联合绅商侨民公电北京保护‘圣’躬。慈禧接了电报，不禁大怒，立即谕示拿办。经氏的洋朋友李提摩太设法保护了他，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澳门。”后来，经亨颐是“从香港转到日本东京去读书的”。从年龄上看，当时经亨颐20多岁，他在上述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因手头资料有限，只好暂且存疑。
留学回国后，经亨颐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该校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也就是鲁迅留学归来后就职的那所学校。在这里，鲁迅虽然在与新学监夏震武的斗争中获得“拼命三郎”的美誉，但是他对该校的印象并不好，这也许和化学课上发生的那次爆炸事件有关。（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尽管如此，他与经亨颐的私谊还是不错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说，经亨颐的绰号经亨头，就是鲁迅对他的戏称；另外在1914年3月21日的鲁迅日记中，也有“得子渊母讣，赙二元”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为省立第一师范，经亨颐继沈钧儒之后担任了该校校长。曹聚仁说，在此前后担任过这个职务的还有几位，但是在学生的心目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的校长”、甚至是我们的“母亲”者，却只有经亨颐一人。这显然与他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有关。
经亨颐塑像
为了进一步了解经亨颐，我翻检有限的几本藏书，在朱有谳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和《郑逸梅选集》中找到两则资料。前者是范寿康先生对他的评介。范也是浙江上虞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来在台湾大学教书，80年代初返回大陆定居。他说，经先生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后者是郑逸梅先生所写的一则轶事，收在其《南社社友事略》中。郑说：经亨颐“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总是应允的，有一个学生刘质平（一九七八年，在沪逝世），在校时耽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他为了培养音乐专门人材，给以宽容，照样授以毕业文凭，后来刘质平果然成为音乐名家。”
在经亨颐的领导下，浙江第一师范不仅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等一大批“蔚为国用……皆卓然有立”（范寿康语）的杰出人材，而且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学生们创办的《浙江新潮》和施存统所写的《非孝》，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经亨颐亦因此获咎，被迫去职。于是，学生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经运动”。
关于这次学潮的经过，曹书中辟有专章叙述，毋须我再赘言。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后，经先生为了实现其人格教育的主张和理想，又在他的家乡上虞白马湖畔，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春晖中学。
关于为什么要成立这所私立学校，经先生当年在开学典礼上含蓄地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国立的学校，现在实不能算好。”相比之下，夏丏尊就坦率多了，他在那篇《春晖的使命》中说：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学校有的为了争竟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为此，经、夏二人在这里吸引了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朱光潜等人来这里教过书，翻阅姜建、吴为公所编的《朱自清年谱》，在1924年3月2日有如下记载：
在春晖，朱自清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结成好友。朱自清说：“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朱自清《白马湖》。收《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朱光潜则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的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底。”（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1948年10月）
除此之外，当时朱自清还有《春晖的一月》和《教育的信仰》等许多文章问世。他在《教育的信仰》中写道：“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由此可见，春晖中学之所以能够把一大批有识之士凝聚在一起，除了白马湖那幽美的自然风光外；显然与这里的人文环境以及经校长的办学主张有关。
其实，人格教育的主张并非经亨颐所独有，而是五四先哲们的共识。蔡元培曾说：“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梅贻琦也说，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在于养成一批批只懂得一种专门学问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此外，张伯苓、竺可桢等大学校长们也有类似的见解。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多少年来人格教育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制约国民素质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印章作品
《白马湖叟》《宝寒》《北海一庐》《长松百尺不自觉》《长松山房》之二、《长松山房》之一 、《长松主人》《长松主人诗画》《春霜草堂》《大松堂》《寒之友集社》《亨颐》之二 、《亨颐》之三 、《亨颐》之一、 《亨颐藏书》《颐渊》《颐渊》之二 、《颐渊》之三 、《颐渊》之一、《颐渊画印》《颐渊居士》《颐渊书画》《颐渊晚学》《颐渊无恙》《颐者》之二、《颐者》之一、《颐尊者》《周甲颐者》《子渊》之二、《子渊》之三、《子渊》之一、《子渊印信》《亨渊画印》《老渊》之一、《晚节清风》之二、《亨颐之印》之二、《亨颐之印》之一、《黄山之友》之二、《黄山之友》之一、《经》《经亨颐印》《经亨颐之章》《经颐公》《老渊》之二、《临渊阁》《培寒楼》《山边一楼》《山间居》《山间石渊》《山间颐者》《松蟀楼》《天下几人画古松》《晚节清风》之一 、《五十岁以后书》《五十学画》之二、《五十学画》之一、《仰山楼》
书画作品
《风竹图》（轴，水墨纸本，1925）
经亨颐墓碑
1991年，由经亨颐先生女儿廖承志先生夫人经普椿先生提议，将“八宝山”骨灰运回上虞，安葬于纪念碑外，使纪念墓碑成为真正的经亨颐墓。
为缅怀经先生这位伟大的教育革新先驱，上虞市统战部、政协和春晖中学学生每年清明节在墓前凭吊老校长。经亨颐墓成为春晖中学德育基地的重要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