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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次九 编辑
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湖州府民事长、浙江都督府军事秘书。1919年在一师任国文主任教员，思想激进。同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等人一起被列为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后任省立杭州贫儿院院长、省通志馆编纂。日军陷杭前夕，亲带50多个孤儿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安抵金华里郑。1938年秋举家赴广西。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文史馆研究馆员。辑有《词选续词选校读》《历代名人传略》。
吴兴李次九，据说原名鹏，次九是他的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一代师表——经亨颐传》）。这是极有可能的，虽然大多数书上提到他只说“李次九”。根据有二。一是《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25年日记岁末附有一份名单，大概是一年中有交往者，其中有李次九，括注：“吴兴人。”李次九之上是李鸿，括注：“字子馗。”两人名字边上有一大括号，注明“弟兄”二字。李次九《词选续词选校读》的自序由这位“子馗”手书上板，落款是“同怀弟子馗书”。同怀指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则李次九与子馗为亲兄弟毫无疑义。兄弟二人都是单名从鸟，这符合过去取名的一般规律。二是《庄子·逍遥游》里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大鹏要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昔人取名与字通常意义相关。李鹏，字次九，寄托了高远的人生理想。不过，自从数年前由关注夏丏尊而留意到李次九，他留给我的印象分明更像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时露一鳞半爪，让人急欲窥其全体而不得。
“李次九”这三个字在今天已不大为人知晓，在九十二年前可是大名鼎鼎。陈望道对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有这样一个判断：“在我的记忆当中，浙江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比上海要迅速、强烈。‘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而陈望道和李次九，加上夏丏尊、刘大白这四位国文教师，正是浙江第一师范里旧派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里，夏丏尊进入一师最早。1908年已经是校内的日文翻译，比鲁迅还要早一年。然后自告奋勇做别人不愿意干的舍监，到了五四运动前三四年，又主动请缨教国文。正如傅彬然所言，他对于语文和文学的见解，与校内那些只把他们自己所熟习的一套传授给学生却不大顾到一般师范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的“宿儒硕彦”们大不一样，而与后来五四运动时候陈、胡诸子“文学革命”的主张多半吻合（《怎样才对得起夏先生对得起自己》）。在充斥着“宿儒硕彦”们的校园里，夏丏尊太另类太孤独了。这时，决意要“与时俱进”，在一师发动一场教育改革的校长经亨颐，认定“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而“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国文教学的改革被他视为需要“第一个研究的问题”。1919年暑假，经亨颐为夏丏尊请来了三位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时候，李次九那龙的特性便已经显露出来了。夏、陈、刘这三尊“金刚”来到一师之前，何时在何地读书，何时留学日本，何时回国，回国后干过什么，无不清清楚楚，有案可稽，唯有李次九只留下几个点，连不成一条线。我以几年读书积累，勉强得知如下几点。
他大约1878年出生于归安（民国初与乌程并为吴兴县）双林镇。其生年，可谓笼罩在云里雾里。《杭州市教育志》“李次九”条说“生卒年不详”。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说他生于1870年。《杭州文史资料》第三辑许为通《回忆浙江省立贫儿院》说1937年时的李次九是个70多岁的老人，则生年又在1870之前了。《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说是生于1879年。我无从知晓这些书的依据，但其本人《词选续词选校读》自序落款应该是最可靠的：“九一八国难第三次纪念日，吴兴李次九，时年五十有七。”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第三个纪念日是1934年9月18日。如果五十七岁是虚岁，则他出生于1878年；是实岁，则生于1877年。
戊戌变法前后，他入归安县学成为秀才。《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王治心序说：“我同次九，本来是归安邑庠同学。”他的同学还有后来成为著名林学家、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的梁希和和金融家俞寰澄。梁希有一首诗《和寰澄次九》：“俞七风流李九狂，童年一手好文章。黉门最晚交梁五，梁五而今七十霜。”《梁希文集》编者注：“寰澄即俞寰澄，曾任全国政协会员。约作于1953年，林业部档案处提供。”编者显然对李次九一无所知，所以只注了“寰澄”而对“次九”不着一字。据《湖州文史》第四辑张楚宝《梁希教授的生平及其光辉业绩》，梁希与李次九同乡，1883年12月28日生于吴兴县双林镇。早年字索五，后改字叔五或叔伍，笔名阿五（故诗中自称“梁五”）。初在私塾启蒙，稍后就学于双林镇的蓉湖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科府学入选秀才。《德清文史资料》第七辑俞恩瀛《俞寰澄传略》载，俞寰澄，德清县人，1881年生，排行第七。戊戌政变时期，他到南浔（后来双林镇隶属于南浔区）读书，寻求新知识。在南浔与梁希同学结成好友。“黉门”一般指学宫。从梁诗可见，李次九、俞寰澄入邑庠较早，他本人是戊戌的次年入学的，则李、俞成为秀才恐在戊戌之前。以数十年相知之深，梁希用“狂”字来状写青年李次九，想必是十分准确的。二十来岁的他就不是一条安分的龙，而是难驯的“狂”龙。
可能和当时不少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一样，维新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离开科举“正途”，投向了革命阵营，李次九加入了光复会（陈觉民《光复会党人录》）。王治心说，他还曾游学日本，受到孙中山的熏陶（《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序）。辛亥革命湖州光复后，被省里委任为湖州分府民事长（光复初，知县改称民事长。民国元年二月，浙江军政府公布《浙江省地方官制决议案》，民事长改称知事，主管行政兼理司法）。邱寿铭《湖州光复回忆》载，革命之后不多久，财政紧张，盗贼蜂起，农民不安于室。沈谱琴主持的临时军政分府勉强维持了三个月，上海方面委派俞寰澄担任军政分府主任，李次九为吴兴县知事。俞、李到任后，首先派兵缉捕土匪，镇压首恶，以靖地方，同时坚决打击恶霸，湖州面貌为之一变。不过，大概因此受到地方恶势力的排挤，这次任职为时短暂。新编《湖州市志》第24卷附录《民国时期吴兴县县长名录》里没有李次九的名字，第一任县知事成了1912年4月到任的方于笥。但李次九做过知事是肯定无疑的事。1932年的《兰言晶报》第81期有慎侯的《用前韵赠李次九知事》诗，如果没有任过知事，不可能用这样一个称呼。
大约在此后数年间，他受归安县学时的同学王治心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王治心《我的写作与宗教》回忆说：“当时我引导了几个读书的朋友进了教，像……李次九先生（他在民国初期做过吴兴县长）……我们也作了很知己的朋友，替教会开辟向读书人传道的路。”（见《基督教丛刊》1946年第14期。据文意，时间应在王治心在上海编基督教报纸《兴华报》时期，王1911年起任编辑，1921年辞职往南京）他们同隶于上海慕尔堂为教友（《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序）。
1919年2月25日，李次九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发表了《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此文洋洋洒洒，占8页之多，论述“和平会议（按，即巴黎和会）之唯一问题为去兵”的观点，还提出极为具体的种种措施。让列强和军阀自己解除武装，这种见解不免显出几分书生气，实属“狂”想，但颇能见出这条“龙”胸怀天下，关心人类福祉的襟度。
下一次见到这条龙，是在几个月之后的浙江一师。
李次九到一师的经过，我们只能在《经亨颐日记》中看到简短的几则记录：7月6日，经亨颐和夏丏尊、王锡镛等商定新学期要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7月16日，“晨，访沈尹默，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7月19日，“晨，访刘大白，询李次九品学。”8月1日，“四时，至校，缮新聘国文教员刘（大白）、李二君证书。”可见过去“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都不满意的经亨颐，这一次是极为慎重的，有沈尹默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推荐不够，还要专程向刘大白打听其品学。“四大金刚”风云际会，在小小一师的平静校园，掀起了冲天巨浪。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语文课堂成为新旧思想文化搏斗的重要战场，新旧力量的冲撞激荡把李次九推到风口浪尖。得到经亨颐支持的“四大金刚”，对一师的国文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共同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以与人生最有关系的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十六个问题为纲，从新出版的刊物上选出一百多篇时文（多为白话文）作为教材，让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去自动的研究，而教师处于指导的地位。每一到两个星期，教师把将要研究的某一问题的相关课文发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然后按照答问——分析——综合——书面批评——口头批评——学生讲演——辩难——教员讲演——批改札记这样一套程序实施教学（以上综合《浙江一师风潮》收录多种史料）。加上学生自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还是学生的梁柏台1919年11月11日致何宝运的信中，青年学生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教授法，要比上半年好；学生的自动力，要比上半年强。下半年的教员，大家提倡新文学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袁易……这一般新教育家，我们浙江各校，所不能多得的，居然在本校任教员，怕不是难得么？所以《时事新报》社，给我们一封信，说我们的学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以北大来作一个比例，大家觉得欢喜得很。学生方面，无论什么东西，不受教员的干涉，也不受教员的指导，劳动社、书报贩卖社……以及自治会的组织，都是学生的自动。就是今年所开的运动会经过的情形，错不多与学校无干，统出于学生的自动。”
李次九们播下的种子，很快发了芽。按照惯例，每逢祭孔日一师学生要被派去“司乐”。如今，受到新文化洗礼的学生向学校提出不再参加这种活动。先生们听到了学生的要求，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意思是说，新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了。这种“出格”行为必然保守势力的嫉恨，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11月7日，学生创办、得到几位先生资助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出一师学生施存统（复亮）的《非孝》，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此文曾经夏丏尊审阅，浙江教育当局以此为借口，责成校长查办“四大金刚”。经亨颐拒不执行，当局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群起挽留校长，当局竟出动军警镇压，激起学潮。由于原始史料的缺失，李次九在这次风潮中究竟具体做了什么，已经很难得知。不过通过陈望道的回忆录《“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约略想见这条不羁的狂龙会是何种姿态：“在这斗争中，我们现在检查起来是过于急进一点，有的界限也不很清楚，旧的一概否定。不过在当时清况下，不这样搞也不行，许多守旧的人物在向经校长围攻，是非不清，不急进点就不能团结同学。我们四人比较温和的是夏丏尊(他是信佛教的)，其次是刘大白，我那时很年轻，较急进，李次九则比我更急进。”1919年底，施存统和周伯棣、俞寿崧、俞菼芬等四名进步学生离开一师，到北平进工读互助团去。临行时，李次九把自己仅有的一件皮袍送给了他们。（曹聚仁《文坛三忆·非孝的故事——施存统》）一师风潮以经亨颐和“四大金刚”自动离校告终，学生取得的成果是新校长人选须经学生同意，并保证继续实施改革。
一师风潮之后的李次九，仍然没有忘怀于入世。 1921年4月22日，省议会议员李次九、王廷扬、阮性存、林文琴等发起“省宪期成会”，并制定了简章，设临时事务所于浙江省教育会。5月22日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6月3日，浙江省议会选出了55位省宪（法）起草员及同数的候补起草员，李次九是湖州籍五名起草员之一。在“九九宪法”起草过程中，李次九一直表现活跃。他发言支持省议院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主张省长由人民另组选举会选出。当周继潆提出都察院问题时，李次九激烈反对，说：“虞政党政治不良，而欲希望一超脱政党以外之机关，为之监政，性质上实是一种太上机关，然其产生仍不外选举，又安知不为政党政治所利用。政党还是清清楚楚，有政纲政策以为标准，若外冒不党之名，而行私党之实，在机关中为太上机关，在国民中为元老国民，窃诚不知其可。明末党祸，皆起于都察院，是其明证。”（陈益轩《浙江制宪史》；《申报》1921年6月27日）在《（北洋）政府公报》第196册我们可以看到1923年1月6日的大总统第三千六百五十八号令，允准国务总理王正廷呈保前浙江督军公署秘书李次九以简任职交国务院存记。不过，此后李次九在浙江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什么活动就不见记载了。
有一段时间，李次九似乎过起了龙潜于渊的生活。五十二岁（1929年），儿子李师震因喉疾误治死，老妻沈美成哀苦万状，李次九无术慰之，只得寄情于张惠言的《词选》、董毅的《续词选》，以自解自遣。后来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于是因甲及乙，由乙而丙，种类日多，翻阅加勤，广搜诸家评论及其轶事详注于下，抶撷精华，批导窾要。妻子的哀思，随着老先生目视口诵手写之劳而日减。1933年冬间，发心汇录。到1934年夏，正编续编告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词选续词选校读》。但如果以为李次九写这部书仅仅为排遣丧子之苦，那就错了。《自序》如是说：“附录三卷，甫于今日钞完。掷管举头，案上日历‘九一八国难纪念’七字，突触余目。因念词兴于晚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此三时代者，皆我历史上民族衰败之时代，而词不幸为此时代之产物。余汇录成书，又不幸适逢此‘燕云不复’，‘南渡偷安’，新愁旧恨，一时都上心来。”即便伏案书斋，龙心仍然是不宁静的。知交俞寰澄说得好，李次九著此书，“借古人以浇垒块也。昔人以忧患成词，次九以忧患考证详释之。校读之著，千余年心血泪墨之聚注而已” 。
书斋生活很快就被无情打断了。1937年（一说1936年），李次九接任浙江省民政厅下属的杭州贫儿院院长。不久，全面抗战爆发。11月底，杭州已是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包括省民政厅纷纷撤离。眼看杭州沦陷在即，贫儿院数百儿童，绝大多数已由父母领去，最后剩下无家可归的五十个贫儿。教职员工亦已大半离去，剩下少数几个。年迈的李次九毅然担起重任，决定采用年轻教员严金明的建议，立即撤往金华。七名教职工和家属带着五十个贫儿，坐二只方头小船，经富阳、桐庐、兰溪，到了金华，再转往交通不便的山区里郑。贫儿院师生到了里郑后，教员们凭看抗日热情，打破“部颁课程标准”，定出了一套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除了低中年级的文化课基本照常外，高年级与职业班的职业教育，保存了缝纫、制鞋两门，增加了农业劳动和上山打柴。语文、体育、音乐、美术都打乱。数学停上。语文改为各自阅读书刊与写作，体育课是每天清晨的爬山，音乐课学唱抗战歌曲，美术课学美术字与漫画，出外写宣传抗日的漫画与标语。他们在里郑和附近的西王、黄龙塘各设一所民众夜校，进行抗日宣传，结合扫盲。此外，还组织了剧团，到学校周围各村去演出抗战独幕剧、活报剧，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三江好》、《壮丁》等等。这些戏都是师生合演。有的戏连剧本都没有，但在杭州时看过，就凭记忆凑起来。（严金明《我心目中的黄乃耐》；许为通《回忆浙江省立贫儿院》；项秀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忆李次九先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十多年前浙江一师的影子。
1938年9月，李次九辞去院长职务，携家人去广西投亲。1940年夏天，转辗来到上海（按，《浙江一师风潮》李次九小传说“传闻1938年秋去广西投亲，后无音讯”，不确）。恰好青年协会的吴耀宗请在沪江大学任教的王治心接编已出四册的《中国历代名人传略》，从宋代到民国初，分列为第五第六册。当时，王治心课务繁重，而且正准备以一年之力编写《中国文化史类编》。踌躇之际，恰好李次九避难来沪，一经商酌，李次九一口答应。于是两人便相约分工合作，由王治心搜集材料，李次九则任组织写作之劳。五个月之后的民国第二十九次国庆前夜，李次九完成了第五集的撰写，此书由青年协会书局于1941年3月出版。随后两人又以同样方式合作编成了第六集，由于珍珠港事件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这一册抗战胜利后方才得以付梓。王治心公正地表示，“名虽合作，实则大部分都是次九的力量” 。李次九为什么如此爽快地答应王治心的请求呢？这其中固然有两人交情的因素，更因为“这是青年协会的工作”，他乐意以另一种方式来教育国难时期的青年。第六集王治心序说：“我们这些在白纸上写黑字的所谓文化人，对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有着极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一般活泼有为的青年，从‘个人主义’‘封建思想’中得到解放，一个个成为民族斗争中的勇士。我们本着这种立场，叙述这从宋以来的几许名人，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来加以褒扬或贬斥，读这书的人，当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两个人共同的想法。李次九在第五集序里说，宋代“赵家君臣们包办出卖民族，尽管出了好几个挺大的民族英雄，因为立不起民族的联合战线，到底救不了民族的灭亡。并且这个遗毒，一直传到近百年，非但没有消净，还免不了‘逢春必发’的危险。”这一通话，当然是慨乎言之。
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上海租界被占后李次九是如何熬过漫漫长夜的。抗战胜利后的事情，我只知道两件。一是青年协会准备出版《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六集时，竟然找不到原纸型了，闻讯他懊丧万分（幸而后来在角落里找到）。二是浙江省立图书馆苦于经费不足，很少购书，只能靠征求捐赠和推行交换或依靠临时费增加馆藏，其中李次九捐赠者数量最多（杨宝华 韩德昌《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 （1919-1949）》）。
49年以后，只有从梁希的诗里知道他1953年仍和数十年相知的老友有唱和。而后，便把偶露一二的鳞爪收回到历史的云层后面。神龙之死，想必会翻江倒海，而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李次九的死，便默无声息，波澜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