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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词 编辑
曲子词，是词的早期名称之一。在隋、唐至五代时期，中国民间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曲调，被称作曲子。这种曲子可以填词歌唱，所填的歌词就被称作曲子词。
曲子词的特点，是因曲填词，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曲子词”源自民间，《敦煌曲子词》记录的作品取材宽泛、格律随意。经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的引用和规范，到宋朝初期，曲子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律，演变为宋词。再经苏轼、辛弃疾等人大力拓宽其题材范围，宋词进入辉煌时期。
词，隋唐时期的名称是“曲”、“曲子”、“曲子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这许多名称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起源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代的《诗经》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演唱的。不过音乐特别是娱乐性的音乐是在不断变化的，旧的音乐消亡、转变以后，原来的歌辞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而有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来取而代之。譬如《诗经》到汉代就只有少数还能唱，而汉乐府到了六朝，同样多数是不能唱的了，六朝人以及唐人所写的古题乐府诗，都只用于诵读，而不是歌辞。
唐代音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在唐以前已经进行了很久，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燕乐”的名目，在隋代就有，而在唐代大盛，其部类也经过新的修定。《羯鼓录》载131曲，后被用作词调《苏幕遮》、《赞浦子》、《胡捣练》、《菩萨蛮》、《甘州》等。还有很多曲子原来是民歌，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的曲子词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曲子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
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虞美人·东风吹绽海棠开》墨迹
敦煌曲子词大都为民间词（仅杂有温庭筠、唐昭宗李晔、欧阳炯等文人词五首）。作者众多，题材广泛。作者很多出于社会下层，并不限于乐工文士。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敦煌曲子词集》一百六十余首，“ 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这与花间词五百首不外乎宫体与倡风者显然有别。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就其所校录之五百四十五首，析为二十类，更可见出敦煌词境域之宽宏。一、疾苦（ 五首） 二、怨思（ 三十六首）三、别离（ 三首） 四、旅客（ 十首）五、感慨（ 六首） 六、隐逸（ 五首）七、爱情（ 二十二首） 八、伎情（ 十七首）九、闲情（ 十五首） 十、志愿（ 二十三首）十一、豪侠（ 四首） 十二、勇武（ 五首）十三、颂扬（ 二十五首） 十四、医（ 三首）十五、道（ 二首） 十六、佛（ 二百九十八首）十七、人生（ 二十一首） 十八、劝学（ 五首）十九、劝孝（ 三十四首） 二十、杂俎（ 五首）。
那么，哪些是敦煌曲子词所表现的词体初期状态的特点呢？唐圭璋先生《敦煌唐词校释》曾立初期词说七条：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
曲体曲式的多样化，尤其是以联章体与问答体演述故事，表明敦煌词曲不仅用于歌舞，或许还用于讲唱，用于扮演。在唐代诸民间艺术中，词曲本非一枝独秀，而是旁通众艺的。它与戏弄、变文等其它音乐文艺一向彼此沟通，相互渗透。敦煌词的曲式多样化，以及多性能多功用的状况，正是各种音乐文艺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不过这种状况仅存在于民间词曲中。文人词的发展就不免偏于一隅，与各种民间曲艺扬袂分道了。
敦煌曲子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与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与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
作为民间词曲，敦煌曲子词有其清新质朴的一面，也有其俚俗拙僿的一面。因而被目为俚曲或俗曲，与典雅的文人词，风貌自别。北宋柳永的词“ 骫骳从俗”，就上承敦煌词，下开金元曲子，三者之间先后存在着渊源关系 。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仅说明了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乃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源头，而且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敦煌曲子词与后来文人创作的词还是不太一样的，前者感情真率浓烈，语言朴素生动，但未免韵味不足；后者感情委婉细腻，语言精巧典雅，但未免有些做作。诗入曲，影响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也改变了它的语言风格。从现今可考知的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七言绝句居多，内容大多数是吟咏山水、抒写怀抱，或反映朋友情谊、别愁离恨的，很少有严肃的社会政治内容。这一方面是由燕乐的娱乐性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唐人绝句也确实重在抒情，不像古体歌行和长篇排律那么爱插足社会重大问题。这些诗一般说来，语言都浅显而精炼，韵味悠长，很适合于樽前花间、渡头长亭的演唱。而文人开始大量创作词的时代是中晚唐，此时抒情短诗更加敛约精细、曲折含蓄，这对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的词的风格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词逐渐形成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诗歌特别是歌行、排律等诗体中大开大阖的结构，粗放、质朴的语言，在词中是少见的 。
演进
到了唐朝中叶，有些比较关心民间文艺和新兴乐曲的诗人，如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开始应用新兴曲调依声填词 。例如刘禹锡《和乐天春词》：“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他就在题内说明：“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身负重名的诗人有意依照新兴曲调的节拍来填写长短句歌词的有力证据。但刘禹锡采用的民间歌曲形式，也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的。一个是沿用五、七言近体诗形式，略加变化，仍由唱者杂用虚声，有如《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抛球乐》之类。其《竹枝》引说明：“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学作《竹枝》，还只是揣摩这种民间歌曲的声容态度，而不是依它的节拍，所以要“俾善歌者扬之”，也就是加上虚声以应节的意思。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索性按者民歌曲拍填写长短句歌词，除上举《忆江南》外，还有《潇湘神》词二首：“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唐代民间歌曲，经过刘、白一类大诗人的赏音重视，解散近体诗的整齐形式以应参差变化的新兴曲调，于是对“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越来越讲究了。到了晚唐诗人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下），遂成花间词派之祖。北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乐章》一集，遂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并见前者）。从此，由隋唐燕乐曲调所孳乳寖多的急慢诸曲，以及结合近体诗的声韵安排，因而错综变化作为长短句，以应各种曲拍的小令、长调，也就有如“百花齐放”，呈现着繁荣璀璨之大观了。
由于此类歌曲多流行于市井间，以渐跻于士大夫的歌筵舞席上，作为娱宾遣兴之资，内容是比较贫乏的。从范仲淹、王安石开始，借用这个新兴体制来发抒个人的壮烈抱负，遂开苏轼一派“横放杰出、是曲子中缚不住”之风。王灼亦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尽管李清照讥笑它是“句读不葺之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但能使“倚声填词”保持万古长新的光彩，正赖苏、辛（弃疾）一派的大力振奋，不为声律所压倒，这是我们所应特别注意学习的。
打破近体诗、绝诗的整齐形式，演化成为句读参差、声韵复杂的曲子词，最初还只是就原有句式酌加增减，期与杂曲小令的节拍相应，有如前面所曾提到的刘禹锡《忆江南》和《潇湘神》等。此外，如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俨然一首七绝，不过破第三句的七言为三言两句，并增一韵而已。又如韩偓的《浣溪沙》：“拢鬓新收玉步摇，背灯初解绣裙腰，枕寒衾冷异香焦。深院下关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残醉却无聊。”又是一首七律，减去一联，或两首七绝，各减一句；平仄声韵都和近体诗、绝没有多大区别 。
至于北宋词家们一般经常使用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东坡乐府》）这又是一首七律，不过破第五句的七言为三言偶句，并增一韵而已。又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东坡乐府》）俨然两首完整的失黏格七绝，不过上半阕增一个两言短韵句，下半阕增两个两言短韵句而已。
至于《浪淘沙》一曲，唐人原多沿用七绝形式，加虚声以应节拍，例如刘禹锡所作：“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引，尽是沙中浪底来。”后来演化成为长短句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将阑。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归去也，天上人间！”（《李后主词》）在四个七言句子之外，增加了四言四句、五言两句，就变得复杂多了。但在每句的平仄安排，仍然和绝句没什么差别，不过上下阕前三句都是句句协韵，表示情感的迫促，至第四句才用仄收，隔句一协，略转和婉，和七绝情调有所不同而已。
再如《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传为李白作，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这是混合五、七言绝句形式而加以错综变化，组织成功的。前后阕都用两句换韵，平仄互转；开首两个七言句的平仄安排又违反近体诗的惯例，是适宜于表现迫促情绪的。
又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东坡乐府》）这也是参用五、七言近体诗的句式组成的，而两句一联中的平仄安排全部违反近体诗的惯例，并且韵部都得用上、去声，所以和婉之中，微带拗怒，适宜表达高峭郁勃的特殊情调，和《菩萨蛮》显示的声情又有差别。
上面约略举了几个例子，以说明近体诗和曲子词在句式和声韵上的演化关系。这只是就短调小令来讲，至于慢曲长调，那它的变化就更加错综复杂得多了。
谈到慢曲长调，有的原始单独存在的杂曲，有的却从整套大曲中抽出一遍来，配上歌词，独立演唱。王灼就曾说过：“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碧鸡漫志》卷三）例如《水调歌》，据《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解题：“唐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其歌第五叠五言，调声最为怨切。”当时所配歌词，前五叠为七绝四首、五绝一首，后六叠为七绝五首、五绝一首。怎样缀合虚声以应曲拍，以音谱无存，无法考查。至填词所用《水调歌头》，该是摘用《水调歌》前五叠的曲拍，演成下面这种形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东坡乐府》
这是用三、四、五、六、七言的不同句式混合组成，而以五言为主，副以两个六言偶句。其五言或六言偶句的平仄安排，亦皆违反近体律诗的惯例，它的音节高亢而稍带凄音，殆仍符合“第五叠五言调声最为怨切”的遗响。
又如《梁州》大曲，据王灼称，曾见一本，有二十四段，叫作《凉州排遍》。他说：“后世就大曲制词者类皆简省，而管弦家又不肯从首至尾吹弹，甚者学不能尽。”（《碧鸡漫志》卷三）他所见到的《凉州排遍》，大概也就是元稹《琵琶歌》里面所提“梁州大遍最豪嘈”的《梁州大遍》中的一部分。这排遍竟有二十四段之多，而《乐府诗集》卷七十九所载《凉州曲》只存五段，前三段配以七绝二首，五绝一首，后排遍二段，都配上一首七绝。后来有人从其中摘出一两段，演出成为《梁州令叠韵》：
田野闲来惯，睡起初惊晓燕。
平芜一带烟花浅，过尽南归雁。
江云渭树俱远，凭阑送目空肠断。
好景难常占，过眼韶华如箭。
莫教鹈鴂送韶华，多情杨柳，为把长条绊。
清樽满酌谁为伴？
花下提壶劝：何妨醉卧花底，愁容不上春风面。
——晁补之《晁氏琴趣外篇》卷一
这两段和后两段的句式和声韵安排完全一样，可能是就原有曲拍截取一、两段制为小令，再在填词时重复一次，所以叫做《梁州令叠韵》。把它和《乐府诗集》所传五段歌词来相对照，这种错综变化是无任何迹象可寻了。
又如《霓裳羽衣曲》，据白居易和元微之《霓裳羽衣舞曲》自注：“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说：“《霓裳》曲十二遍而终。凡曲将毕，皆节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白氏长庆集》）从这些话里面，可以推测到唐大曲的一般结构；而这《霓裳羽衣曲》的节奏，恰如白氏此歌所形容：“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又称：“中序搫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正可推想到这一套最负重名的大曲的声容态度是怎样动人的。南宋音乐家姜夔曾称：“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他所作的《霓裳中序第一》，其词如下：
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
多病却无气力，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
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
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幽寂，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
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
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
飘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
——《白石道人歌曲》
细玩姜词的音节，在韵位和平仄的安排上，都使人有“秋竹竿裂春冰坼”的感觉。这些曲词是紧密结合原有曲调的抑扬抗坠，巧妙运用四声字调而组成，非一般近体诗的格律所能概括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