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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家 编辑
《鲁迅的故家》介乎随笔和叙事散文之间,其中描写的情景造就了一种距离感,避免了一般叙事散文再现情景而导致的做作凝滞,显得干净空灵,不求即情即景,情景反而俱在,意味或许更强。这些特点,在"百草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鲁迅的故家》：我将我所写的《百草园》杂记印成单行本,又从别的杂文中间选取相关的若干篇,编为第二部分,名曰《园的内外》,又把《鲁迅在东京》和《补树书屋旧事》那两部分加在里边,作为附录……有的地方也嫌简略或有遗漏,现在却也不及补正了,因为如要订补,大部分就须要改写过,太是费事了,我想缺少总还不要紧,这比说的过多以至中有虚假较胜一筹吧。至于有些人物,我故意略过的也或有之,那么这里自然更无再来加添之必要了。”
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他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族，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及至长大，小时候的一切就变成创作的源泉，厚积薄发，鲁迅就是这样。
百草园 这是鲁迅家的一个后园，就是一个普通的菜园，据周作人回忆说，估计得两亩以上，那得1300多平方米吧。里面的植物有皂荚树、桑葚、何首乌、覆盆子、蛐蛐草；动物有蝉、蟋蟀、油蛉、黄蜂、蜈蚣、斑蝥、叫天子云雀、张飞鸟、麻雀、四角兽；蔬菜有黄瓜、萝卜、白菜、罗汉豆、南瓜、茄子、扁豆、油菜、芥菜等。这样一个“生态园”对于一个孩子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百草园
寿镜吾 老寿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可是并不严厉，他的书房可以说是同类私塾中顶开通明朗的一个。他不打人，不骂人，学生们都到小园里去玩的时候，他只大声叫：“人都到那里去了？”到得大家陆续溜回来，放开喉咙读书，先生自己也朗读他心爱的赋，说什么“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这情形在《朝花夕拾》上描写得极好，替镜吾先生留下一个简笔的肖像。先生也替大学生改文章即是八股，可是没有听见他自己念过，桌上也不见《八铭塾钞》一类的东西，这是特别可以注意的事。先生律己严而待人宽，对学生不摆架子，所以觉得尊而可亲，如读赋时那么将头向后拗过去，拗过去，更着实有点幽默感。还有一回先生闭目养神，忽然举头大嚷道，“屋里一只鸟（都了切），屋里一只鸟！“大家都吃惊，以为先生着了魔，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鸟，经仔细检查，才知道一匹死笨的蚊子定是在先生的近视眼镜的玻璃外边哩。这蚊子不知是赶跑了还是捉住了，总之先生大为学生所笑，他自己也不得不笑了。
《朝花夕拾》上说学生上学，对着那三味书屋和梅花鹿行礼。因为那里并没有至圣先师或什么牌位，共拜两遍，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是拜先生。那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行礼照例是“四跪四拜”，先生站在右边，学生跪下叩首时据说算在孔子帐上，可以不管，等站起作揖，先生也回揖，凡四揖礼毕。元旦学生走去贺年，到第二天老寿先生便来回拜，穿着褪色的红青棉外套（前清的袍套），手里拿着一叠名片，在堂前大声说道，“寿家拜岁”。伯宜公（鲁迅的父亲）生病，医生用新奇的药引，有一回要用三年以上的陈仓米，没有地方去找，老寿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两升，装在“钱搭”里，亲自肩着送来。他的日常行为更是如此，但在现在看去觉得古道可风，值得记载下来，还有些行事出自传闻，并非直接看见，今且从略。
鲁迅带头反对私塾体罚 在百草园往东隔着两三家有广思堂王宅，先生姓王，大家叫其绰号“矮癞胡”，打手心要把手背顶着桌角，好似捕快在拷打小偷的样子。又有什么撒尿签，大概他本是模仿古人出恭入敬牌的办法，但学生听了这传说大为愤慨，因为三味书屋完全自由，大小便径自往园子里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鲁迅和几个见义勇为的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去，师生都已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撒尿签撅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上，笔墨乱洒一地，以示惩罚。
鲁迅带头反对私塾体罚
家人 （1）曾祖母：平常就端坐在花梨或是紫檀的太师椅上，眉目间带着一种威。小时候鲁迅走过她身边时总是假装摔倒，惊得她叫：“哎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可见她在小孩子眼里并不可怕。
家人
（2）祖父周福清：也叫介孚公。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后到北京做京官，一妻一妾。上至皇太后、呆皇帝，下至本家子侄辈，无不遭他痛骂。因乡试”贿赂”下狱7年后被释放。
（3）父亲周伯宜：也叫伯宜公，考进生员，应过乡试，看上去很严正，寡言笑，小孩子少去亲近。但吃了酒后就会给小孩子讲故事。他的理想是将来把儿子一个派东洋，一个派西洋做学问。他死时三十七岁（一说是三十六岁）。
（4）母亲鲁老太太：生于1857年，1943年（民国32年）去世，享年87岁。她没正式读过书但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晚年到北京开始阅报，每日大小报纸两三份，好谈时事。其父是个举人，兄弟都是秀才。她虽然出身闺秀，但有老百姓的坚忍。
（5）四弟：椿寿，1893年生，因肺炎6岁夭折。后请画师画了一幅画，挂在鲁老太太房中45年。
（6）两个姑姑：其一因船翻淹死，其一因产褥热而死。
趣事 （1）鲁迅小时画了一幅画，画中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
趣事
（2）王宅私塾先生“矮癞胡”打学生手心，学生撒尿还要取“撒尿签”。一天放学，鲁迅率二三见义勇为同学冲进其书房，掘折了撒尿签，将砚台摔在地上。他还带了祖父的腰刀带同学去造先生的反，把那位私塾先生吓跑啦。
家居生活
（1）早饭前喝茶。茶几上放一把锡茶壶，棉套外加草囤来保温，随喝随续热水。
（2）家常菜是干菜、腌菜、霉苋菜梗、豆腐干等，饭是蒸的。
（3）晚上点的是香油灯，灯盏是黄铜、锡或是瓷的。
（4）跟范爱农喝酒聊天到二三更。鲁迅除了吸烟外爱吃糖和落花生。
（5）鲁迅写有祭“书神”一文。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浙江省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
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五四”运动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绍兴周氏兄弟是很有古文功底的。其家庭经济上虽然已经败落，但是兴房一脉的文气还是存续的。祖父介孚公性偏狭而学问尚好，曾入了翰林，非一般人物。其父伯益公虽然未中举人，但人品、学问都未必不好。从书中相关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父子之间的传承和情意。如伯益公不常读八股文、平时虽然独吃而饮酒时尚与孩童讲故事、擅长给死人穿装老衣裳云云。鲁迅家的藏书还是不比于寻常人家的，这可以见《藏书》一篇；鲁迅的本家中也有嗜书者，见《山海经》、《山海经二》、《玉田》……这些各说一面的文章里，隐藏着活生生的鲁迅读书像，而鲁迅读书像的光影里，又隐着周氏兄弟的读书像。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氏三兄弟对人间草木的热爱，周建人后来做植物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其来有自。周作人是孤独的。当然，自从他出处不谨，当了入侵者的帮凶以后，从南京的老虎桥出来，那个从下关走出来，从大行宫日本邮局走出来的周作人差不多已经死掉了。写作这本书时，周氏前辈和同辈差不多都归了道山，即便是从前的自己，也一定半存半殁了。书中不只一次地说过，知道的人不多了，唯有他自己和少数一个两个还可以说叨。这种心境是悲凉的。不敢说周作人写作这些文章时，他的心情一定像吴梅村的墓碑，但荒凉寂寞和悔恨或许是少不了的。
精神上的周作人，已经无家可归。在鲁迅的故家之外徘徊。《一幅画》中怀念夭亡的四弟，云：这画是我经手去托画裱好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来它也已经没有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读这段文字，仿佛看见周作人在洪荒中拿着这幅画徘徊。那眼神是空洞的。像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个中意境让人心中难以抑制地冒着凉气。
就像对待这幅画一样地，《鲁迅的故家》也是周作人手中的画。好在周氏兄弟不但家学好，受了寿怀鉴先生的教诲，又受到章太炎先生熏陶，他们的文章显然是从古文中来。这从打基础的时候，就离开了选学和桐城的毒。很庆幸，绍兴出了这么一批人，很庆幸鲁迅被当政者所宠爱，很庆幸。这些文字确是清通的，每一篇都短得恰到好处，夜间读，白天读，都让人兴奋不已。也不觉得累。事不多，字也不多，但一篇下来，其中的味道却是连绵不断。不似橄榄，还有点苦味。周氏的文章是淡，然后甜。周作人的这本书，少了鲁迅的硬，虽然无处栖身，却依然优容，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要说不喜欢的地方，也有，印象中只有一次。《花瓶》中有一句：民国以后他搞石刻，连带的收集一点金石小品，如古钱、土偶、墓砖、石刻小佛像等，只是看了喜欢；尤其是价值不贵，这才买来，说不到收藏，有如人家买了一个花瓶来放在桌上看看罢了。说到花瓶，他曾在北京地摊上买过一个，是胆瓶式的，白地蓝花，草草的几笔，说不出是什么花，那时在看讲朝鲜陶器的书，觉得这很有相像的地方，便买了来，却也未能断定究竟是否。本来是谈花瓶的，又何必说说到花瓶云云呢，仿佛刚想起似的。这是我明显感觉到有诈的地方，不是书中常有的求实作风，但很美。即使是很美，我也不喜欢，这被一般人学了去，就有了蝴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