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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编辑
隐士，即隐居之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他们跟庄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生活方式。著名隐士有许由、巢父、列子、庄子、鬼谷子、张良、黄石公、邓禹、诸葛亮、刘伯温、水镜先生、徐茂公、苗训、陶渊明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的隐士，这是因为战乱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1.旧指隐居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
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
3.指有条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担任，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却辞退的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不仕，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出处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例如，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就唱：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你便有了做人的骨头。
相关文字
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或是振衣而归的高士情怀，或是陶醉其中的怡然自乐。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刘安：《招隐士》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
隐居的心，俗世中人谁会懂，恍梦中身在九岭。--王坚：《九岭隐士传奇》
吾乃龙洞山下隐士皇甫讷也。欲从故人东皋公出关东游，并无触犯，何故见擒？--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二回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林逋 《山园小梅》
隐士-国画狄少英作品
隐士2-国画狄少英作品
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玄学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隐士3-国画狄少英作品
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
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陶渊明爱菊图
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
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
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的诗句“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
钟嵘的《诗品》，对谢朓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朓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
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些平庸的，也有些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指的就是这种文风。
中国隐士
香港汇报报刊文称，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阮瑀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
文章认为，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溜个渔杆到渭水边琢磨事。还别说，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
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当然唐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阴谋)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
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隐士呢？当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
文章最后称，当然，真正的隐士不多，他们都在深山更深处，他们都生长在古代
隐士含义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变人品，是个普遍原理，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响的，能隐的，有几个？都有谁？举出几个令我服气的例子谈一谈？屈原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算朝中大隐麽？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则断案，算朝中大隐麽？谁肯把他们当成“大隐”？
隐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为官，反而成了“大隐”了呢？以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实属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办公，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为乐的时候，才可称其为隐士。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代隐士，都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
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
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这才叫做“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
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
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隐逸文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的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
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
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
这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与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那首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真隐、全隐
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先官后隐
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半官半隐
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忽官忽隐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假隐
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名隐实官
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官
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
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名为“大隐”，实为大患。
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
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隐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
当今宇太者，隐士乎？然也，非也。
古典诗词
阮瑀《隐士》诗词
四皓南隐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
孰知富生祸，取富不取贫。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君子隐石壁，道书为我邻。寝兴思其义，澹泊味始真。陶公自放归，尚平去有依。草木择地生，禽鸟顺性飞。——孟郊《隐士》
强效忘机者，斯人尚未忘。 ——孟郊《怀南岳隐士》
潜书周隐士，白云今有期。——元稹《寄隐客》
近闻胡隐士，潜认得心王。不恨百年促，翻悲万劫长。有修终有限，无事亦无殃。慎莫通方便，应机不顿忘。百年都几日，何事苦嚣然。晚岁倦为学，闲心易到禅。病宜多宴坐，贫似少攀缘。自笑无名字，因名自在天。——元稹《悟禅三首寄胡果》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白居易《中隐》
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李德裕《访韦楚老不遇》
近逢商洛客，知尔住南塘。草阁平春水，柴门掩夕阳。随蜂收野蜜，寻麝采生香。更忆前年醉，松花满石床。——许浑《寄题南山王隐居（一作王隐士居）》
磻溪连灞水，商岭接秦山。青汉不回驾，白云长掩关。雀喧知鹤静，凫戏识鸥闲。却笑南昌尉，悠悠城市间。——许浑 《题灞西骆隐士》
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李商隐《题道静院院在中条山故王颜中丞所置虢州刺史…写真存焉》
行簪隐士冠，卧读先贤传。 ——韩偓《南亭》
江寺禅僧似悟禅，坏衣芒履住茅轩。懒求施主修真像，翻经文是妄言。出浦钓船惊宿雁，伐岩樵斧迸寒猿。行人莫问师宗旨，眼不浮华耳不喧。——杜荀鹤《题江寺禅和》
病后霜髭出，衡门寂寞中。蠹侵书帙损，尘覆酒樽空。池暗菰蒲雨，径香兰蕙风。幽闲已得趣，不见卜穷通。——李中《书蔡隐士壁》
烟萝拥竹关，物外自求安。逼枕溪声近，当檐岳色寒。药苗应自采，琴调对谁弹。待了浮名后，依君共挂冠。——李中《寄庐山庄隐士》
盛府宾寮八十馀，闭门高卧兴无如。梁王苑里相逢早，润浦城中得信疏。狼藉杯盘重会面，风流才调一如初。愿君百岁犹强健，他日相寻隐士庐。——徐铉《赠浙西顾推官》
千峰映碧湘，真隐此中藏。饼不煮石吃，眉应似发长。风榸支酒瓮，鹤虱落琴床。虽斅忘机者，斯人尚未忘。——贯休《怀南岳隐士二首（一作赠隐者）》
对于每一个稍微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隐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隐士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不佳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更有甚者，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名士陈继儒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社会语境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似乎都对隐士和隐逸文化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构成的儒、道两家，都各自有着一套系统的隐逸文化观。隐逸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是对个体生命的无上珍视，他们要解除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世俗的功名利禄当然要首当其冲。这正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其恶乎哉！”（《庄子·逍遥游》）而最终达到“天地与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达生》）的忘我境界。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曾对隐逸行为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以赞赏的口气评价能这样实践的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尽管孔子自己不能实践这种隐逸思想，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心愿。孟子虽然用世进取而少隐逸之慨，但他也提出了“士”的一条原则，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原则实际上也为后世不被当道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隐士的道路提供了行为依据。
假隐
隐士自古就有真隐和假隐之分。其中之假隐又可分为二类：其一是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但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民生涯，却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诸葛亮也是这类假隐士，他虽“躬耕陇亩”，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待刘皇叔来访，便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切。这类人物虽是假隐，倒还不失真诚，因为他们并不讳言其达则兼济天下的渴望。
另一类假隐士则纯粹是将隐逸作为一种邀名手段，以自高声誉，从而最终达到入仕之目的，这就是《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的：“（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桢）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桢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也。’”以致于“终南捷径”竟成为辛辣而准确概括这种假隐作秀行为的成语。
真隐
再看真隐。所谓的“真隐”，其始亦未必不抱有入世济众的心胸，只是现实不如人意，因种种原因而逐渐对社会现实和仕途失望乃至绝望，于是转而追求个人心性之自由，从而遁迹山林。（但是除了陶渊明）其实天生对世俗政治毫无兴趣，把隐逸当做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也是极为少见的。余英时曾经说过：“吾国避世思想，起源远古，本来可以内心自觉一端说之……颇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释者……虽云有激而然，但其内心实别有一以个人为中心之人生天地，足资寄托。”（《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刊于《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分析了隐士之隐逸的种种原因后，也说：“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对于隐逸的原因，范晔已作过一些归纳，大致有“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等，概而言之，无非是所谓“性分所至”、看重个性生命自由、心性纯洁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人生终极理想等主观原因，以及不愿卷入严酷动荡的政治主流和争权夺利的斗争、对龌龊黑暗的政治现实完全失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避祸全身、改朝换代之后不愿与新的统治者合作、功成名就之后的全身远遁等主客观原因。
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一定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首先必须解决身衣口食的生存问题。颜回在回答其师孔子所问为何不去入仕的问题时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庄子·让王》）基本生产资料的自有，保证了隐士们自食其力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而保证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心性自由的追求不致落空。
历史上自食其力的隐士传统，是从古史中的人物善卷开始的。善卷的隐者形象则是由道家装扮完成的。道家眼中的善卷并不是一位“重义轻利”的道德典范，他全然没有儒家的“义”、“利”观念；他不接受舜的天下，并非因为舜比自己更“贤”，也不是因为要顾到尧的决策；他完全是从自己的理想追求出发考虑的。他对舜所说的“悲夫？子之不知余也”，其实正是庄子借这位理想人物之口，对舜这位儒家理想人物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观表示“道不同，不与谋”的宣言式表述。善卷所说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正是隐逸文化观和人生追求的最好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