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贪倡廉

南宋晚期，政治上的权相当道，官场中的卖官鬻爵，引起了正直士大夫们的不满。他们不惜得罪权贵，上疏抨击时弊，真德秀位列其中。他力主严惩贪官，力举贤良之廉吏。由于不满史弥远专权，他力请外任。嘉定八年（1215年），在就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朝辞札子中，他痛切地指出当时黑暗的政治状况：自嘉泰、开禧以来，公道不行，请嘱日盛，监司对违法官吏视而不见，而每年荐举之事又被权贵操纵，亲故请托之风盛行，使孤寒无援的人与被荐举无缘，这样举、刺之劝均不得真正施行，使得州县之间贤否不分，百姓深受其害。

真德秀对吏治的态度：“使贪懦者无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劝。” 这一点在他为官经历中用事实做了印证。真德秀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对他所管辖州县的贪官污吏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使其中的大部分受到了惩罚。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查实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宁国守张忠恕私匿振济米后，先后向朝廷检举二人不法行为。对前知建康府王棠进行了大力弹劾，他把王棠的罪状一一列举，如枉直不辩、黑白不分、委事以吏、听任公吏摆布、贿赂公行、犴狱充斥等等。要求朝廷将王棠镌降，最后王棠终于被降一官。

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同时，真德秀对贤明廉洁之士却爱护有加。他热切地希望天下为官之人均能廉洁自律，爱民如子。他在知潭州时曾经写下《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与僚属共勉。廉、仁、公、勤四字是真德秀对官员品行的要求和评价标准，真德秀认为做官首先一定要廉洁，否则即便是有其他的美德也不足为道，因此他劝谕同僚要“力修冰蘖之规，各励玉雪之操”；其次，为官一定要“以仁为本”，因为为官越高对百姓的影响就越大，为官之人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所以他劝谕同僚要“各以哀矜恻怛为心，而以残忍、掊克为戒”；再次，为官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依法办事，而不能徇私枉法。因此他劝谕同僚要以公心主持公道而不徇私情，不接受私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枉直适宜”，百姓们也就没有冤抑不平之叹了；最后，他认为各级官吏都是“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因此为官就一定要勤谨。为官者如果不勤于政事，那么就会“职业隳弛”，故而，真德秀劝谕同僚要做到“职思其忧，非休瀚毋聚饮，非节序毋出游，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这样就会达到“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的良好治理效果。

军事

军队建设

在军队管理方面，真德秀每月都让军队试射，加紧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营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赡给有差。”在他的每月督促下，官军成功提升了整体素质，并镇压了江华县苏师的入境杀劫，他颁布檄文，召集三路军队迅速组织防御。之后湖南武冈军士兵起事，真德秀立刻抚谕军队前往合围武冈军，并对哗变士兵予以安抚，维护了地方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

巩固海防

在巩固海防方面，真德秀也有出色表现。嘉定十一年（1218年）夏，泉州海贼王子清、赵郎犯境，官兵大败。真德秀下令泉州左翼军急速派遣官兵支援，并劝谕晋江、同安管辖海域内的民船与官军会合，形成合围之势， 一起收捕海贼。真德秀经过考虑，还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标准：如果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了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申报给朝廷朝廷，补授官资用。对于牺牲的，向朝廷申请优恤家属，对子弟入仕提供优惠。此举使众人没有不想着奋力抗敌， 大大激发了军队的积极性。官民共战，此战得以大获全胜。 由于此前左翼军均由朝廷殿前司派出的统制指挥，但实际上又不听命于泉州地方长官，拥兵自恃，军纪废弛。真德秀借此一役扩充了左翼军的军备，整顿了左翼军内怠战的风气，同时将左翼军的指挥权收归泉州地方，由泉州地方调度节制。

战争结束后，真德秀鉴于泉州的海防要塞地理位置和强寇频频骚扰的状况，带领手下遍行海滨，审视各处的地形和守备情况，精练士卒，整齐器械，舟楫便利。而又习熟风涛，然后缓急可用。 原来泉州设有宝林、法石和永宁三寨，沿海有四寨，以晋江石湖，惠安小兜最紧切。真德秀针对情形做出正确分析：宝林寨离城近，去海远，形势较缓；而围头是南北洋舟船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形势至为重要，而没有措置。又宝林寨原屯水军三百，为数偏多。法石虽屯水军一百二十余人，因它是海防要冲之地，其数又偏少。永宁寨的步兵之数却倍于水军。况且各寨军兵，又杂以老弱。法石寨的军器置于大军，一有紧急情况，便要耽误军情。大军的战舰仅可足用，其余诸寨，舰只全无，徒有舟师之名，而无舟师之实。至于营房倒塌，器械缺少，尤其严重，如不逐一整顿，到时必定误事。为此，真德秀一一进行新的部署， 在要害处增屯扎寨，泉州海防面貌为之一新。

外交

真德秀认为主和是从本质上谋求苟安的行为，是一种面对失败畏缩逃避的消极态度，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他提出“如今应秉承应以修德行、行仁政为实务，唯有在内政修明，“不为敌所轻视之后，方能形成议和”。尽管真德秀同意讲和修好，但认为那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是解决危机的上策。 蒙古入侵金朝后，真德秀根据金灭辽的史实，认为金必将为蒙古所灭，进而预测这种形势对于宋朝来说，就如同辽的灭亡加速了北宋的颠覆一样，南宋政权潜在着巨大的隐患，因而并不值得庆幸。真德秀还认为日后金的灭亡，只会让宋人以为敌人已亡，产生懈怠心理，这种情况同样也无益于宋。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宋廷主张同金断交。真德秀认为宗祠之辱不可忘，宋金世代为仇敌，应该消灭金朝，据此他就“和战”问题论述了三种策略。第一，“练兵选将”。即效仿勾践袭击吴国，应攻打金朝国境，此为上策。第二，“按兵坚垒，内固骚，止使留币，外绝虏交”。此为中策。第三，以救灾恤邻的常理，向茹肝涉血之仇敌施恩。此为下策。如用上策，将大义分明，是混一之机用中策，则大计将立，是安定强盛之兆。毫无疑问，上策是真德秀的最高理想，但他亦深知此策无望实现，所以只能采取中策。

经济

真德秀的经济思想一方面强调封建政府的自觉性和守法性，也要求百姓按照经济实力自承一定责任。身为理学家，亦不缺乏理学特色，他在经济生活中强调尊长，重视劝谕，又有着儒家大同思想和佛家命理观的混流，在他历任地方的治理实践中，极为重视民生和地方经济建设，因此，形成了“养民理财，泽及细民”的经济思想。

理财思想

宋理宗在位初期，称提（调整会子与铜钱的比价）成为其更化重点。真德秀历经孝宗和宁宗朝，期间南宋朝廷也进行了数次“称提”，但除了孝宗时还稍有起色外，其余几次皆以失败告终，加之开禧以来楮币（宋时发行的“会子”纸币）发行量的暴增，楮币的实际兑换能力甚至低于官方规定。因此，真德秀并不认为此次“称提”是为时机，但居于“称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楮币的贬值之势。

真德秀认为国家调整楮币与铜钱的比价、颁行新楮币，本应是思虑周到、循序推进的，但朝廷政令急迫、朝令夕改，不仅给以国家俸禄为生的士大夫造成了损失，而为平息不满，又滥立罪名以威吓；为防止百姓从中牟利，又强制民间储藏和兑换楮币，并准以民间告奸，加之地方胥吏趁机鱼肉百姓，造成籍没家产和判发流配的百姓不可胜数，因此造成苛政，不仅使得民间骚然，而作为统治中坚力量的士大夫亦多有不满，反而加深了南宋的统治危机。

罢免苛税

真德秀认为灾荒之年，各地因受到旱伤，应当与民休息，减免税租。他认为政府蠲免税租可以提高农民抗灾能力，摆脱灾荒阴影，鼓励他们继续布种进行生产；减少流民的数量，也减轻官府赈济的压力。然而，蠲除税租必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但真德秀看来，解决民困更为重要，故而他奏请倚阁夏税、蠲除秋苗。

一方面，倚阁夏税。宋代施行两税法，夏税是五月半起征，八月初纳毕的田赋。真德秀奏乞倚阁第四、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时说：“灾变如此，天意难测，转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国家大施非常之恩恤，以召人和，庶几天意可回，而灾变可息。” 他一再强调灾变之后，善待百姓是去除灾异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他奏请皇帝矜恤百姓，首当下户，即第四第五等人户。对于下户而言，没有比灾荒年代的催科更严重的了。真德秀还举孝宗淳熙年间倚阁夏税的例子：“淳熙七年，江饶等州旱，既诏：逐州第五等人户未纳夏税，倚阁五分，复虑艰于输纳。又诏：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户，未纳今年夏税，日下倚阁。其后，池州兴国军旱，皆尝蠲放当年夏税，载在史籍，不可胜举。”

另一方面，蠲除秋苗。如同倚阁夏税一样，到了秋季征收秋苗之际，真德秀顾及灾害严重，恐百姓无力承担，故而再奏皇帝，蠲免秋苗：“江东路安抚转运使司状，照对江东一路旱蝗为灾，除信州成熟外，其余州、军、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数不多，民正艰食，岂堪催科。” 获得了皇帝批准，遂令建康、宁国府、太平、徽、饶、池州、南康、广德军将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户现欠苗米权与倚阁，并贴出牓文，晓谕百姓。租税实与民命紧密相连，真德秀积极建议皇帝减免租税，从而减轻灾害和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双重的负担，也有利于这些地区灾后的更有效率地重建和农业生产。

南宋的榷酒制度自建炎三年（1129年）开始，由于长年战祸，为了应付财政的巨大开支，统治者一再地提高酒价。真德秀刚知潭州，“即闻榷酒一事，重为潭人之害，既又详加考订，乃知积弊已极，不容不更，旧法具存，不容不复。”“所至骚然，民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真德秀坦言“若行榷酒，则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因此，真德秀极力反对行榷酒之法，以减轻百姓的实际负担。 除此之外，真德秀还停止加收斛面米，同时还免去了和籴制度，废除了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减轻了他们的一些负担。

发展贸易

真德秀出知泉州，当时泉州本来是中国同西方通航的一个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外商来这里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到南宋后期，由于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对外商进行繁重的敲诈勒索，一时冷落下来，每年来此贸易的外国商船减少到只有三、四艘。

真德秀到任后，实行了优惠政策，减免了许多不合理的征税，很快就使来此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船复增加到三十六艘，不但繁荣了商业，而且增加了税收。 在泉州期间，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富豪大家对人民的危害，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

社会

拨米赈灾

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年）任江东转运副使时，适逢江东九郡发生十分严重的旱蝗灾害。真德秀从容应对，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使江东九郡灾民安然度过了此次旱蝗大灾，充分展现了他在救灾方面的才华。真德秀在此次赈灾过程中提出了提前赈给、赈灾官吏要严守职责、临郡应互相帮助等赈灾措施，并向宁宗提出政府支持拨米赈济，宁宗批准真德秀径自措置收籴米斛。 然而从其他州县拨米需要运输费，有些路、州借此情况加收关税，不但加重了灾区的经济负担，更阻碍了救济物资的按时运达，从而使得灾区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故而，真德秀再次上书请求政府下诏命令各路、州不得阻碍赈济米斛的调拨。 他还分别派遣官员到管区其他州县办理荒政，并亲自协同当地官员到民间察看灾情，并授予当地长官开仓救灾的权力，从而使灾民得到了及时解救。

为了获得更好的救灾效果，真德秀提出了相临各路应相互帮助，促进救灾物资流通的横向救灾措施。由于旱蝗灾害严重，粮食成了最重要的救灾物资，只靠政府调拨的赈灾粮很难应付，由于受灾范围较广，本路各州县也无力赈济。因此需要大量买进相临诸路的粮食，而这些路却想尽办法遏制粮食流通，加收重重关税。因此，真德秀上疏要求朝廷命令其不得阻遏粮食流通，最终获准。

建立社仓

真德秀立像

此外真德秀在建康府又专门设立了慈幼庄，储备粮食，专门用来赈济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据载当时“建康府自嘉定九年饥歉之后，民食日艰，生子之家多无力养育，因此遗弃道路。” 因此真德秀“将诸州县没收的田产措置，立为慈幼庄，召人租佃，收入派专员掌管，月支钱米，雇人乳养。” “凡有遗弃小儿，便责令邻居查探，若遗弃分明，再委官审实，附籍给收养之家，每月支钱一贯文，六斗米，至五岁停止。无人收养的，官司招募有妇人寄养，月给一同，至七岁止。其欲以为己子或有人转觅者听从其便，仍从官司给据。” 并且规定刚抱养的弃婴，可以给两贯文作为买襁褓物品之用；孩子有病的，慈幼庄给予医药费；孩子因故死亡的，给予丧葬费。若在丰年弃婴稀少，庄内支用有余，就把剩余的钱谷储蓄起来，以备荒年赈给。而且真德秀还对慈幼庄管辖的田产的位置、亩数、房屋数量等做了具体规定。并立有详细条约，且刻碑记载，希望后人遵守。到理宗时，马光祖任江东转运使，又增添月给，说明慈幼庄至少正常运转了十几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教育

宋代尤其是南宋，理学家多数热衷书院建设。书院集中分布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书院就是学校，甚至就是中国古代的民办大学。真德秀和其弟子所建书院六所，分别是：真德秀“西山精舍”、卢孝孙“玉溪书院“、周天骥“河源书院”、孙元龙“柯山书院”、徐元杰“延平书院”、许几“建安书院”。据《真谱》载，“西山精舍”创建于于嘉定十四年。宝庆元年广招门徒讲学。其弟子41位，其中有刘克庄、罗知古等七、八人拜师于此。

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则致力于培养在人格上有担当的道德型人才，因此平生为学本于“诚敬”，常以“穷理致用”、“致知力行”鼓励众多学者“读好书、做好人”。真德秀及其仰慕孔子、老子等学说，因此常用《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学经典教育其弟子。

南宋时期承袭前代的陋习，“认科第为准则”，则以成进士、中状元为美。科第使士子们丧失了道德底线，对此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反对学子学习科举场屋之文，怒斥场屋之文既不能增长知识，又不能深刻思想，科举仅是谋取个人晋身的工具，被斥之为“俗学”。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真德秀采取了大量措施。他一上任，便亲自过问讲学、藏书、祭祀等情况。说：予既新其郡之学，又为之续士之费，稗诵弦于斯者，微一日之辍焉。或者亲临各级官学并且亲自执经讲学，答惑解疑。在教育原则上，真德秀突出强调“教养”，并且有两层意蕴：其一是学习伦理道德原则，其二是实践道德原则。他说：夫格物以致知者，圣贤示人之正法也。...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见知至，文功不难进矣，....岂非学者用功之主要哉。由此雕塑出高尚的道德型人才，实现礼乐社会，改进社会风气。从而为重建社会秩序，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起到了积极作用。

法学

法律思想

1. 重“人治”轻“法治”。真德秀既推崇人治，又重视法的作用。他对社会的治乱安危寄希望于君主的圣明，官吏的清廉，而不是法制的健全，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法”。真德秀同儒家传统观点一样，认为“人治”优于“法治”，而且极力鼓吹君主“心术”好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社会治乱的原因分析中，他又认为官吏自身素质的好坏起决定作用；在国家法律起源问题上，认为“天命之性”是圣人取得统治天下之权的唯一资格。共同导致了他“重人”思想的结论。

2. 重德轻刑的思想。真德秀从性善论出发，提出御民要以教化为主，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来镇压。他非常推崇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大学衍义》中解释说：“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虽免於罪而无所媿耻；德礼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於善。” 也就是说政刑所及的只是人身而已，而德礼所改善的却是人的内心，使人心向善，才是最根本的。

法律实践

真德秀对孝道在其法律实践中也有所体现。真德秀任地方官时，曾审理过与孝道思想有关的诉讼、搜集过坊间有关的故事，而其所写的判词被《清明集》辑录。《宋刑统》之“告周亲以下”条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疏》议曰：“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及供养有缺者，《礼》云：‘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家道堪供，而故有缺者各徒二年，故注云，可谓从而违，堪供而缺。”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知泉州，遇到吴拾夫妇诉其子不孝的案件。 他经过对案情详细审问后，发现吴拾夫妻二人所言属实，其子吴良聪的确未行孝道。按照《宋刑统》明文规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的，应判处两年徒刑。而真德秀最终判处吴良聪“杖脊二十，髡发，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断”，即杖脊二十下，剔去头顶部分头发，居役一年。这一惩处较之《宋刑统》的规定要重得多。

真德秀对于不孝的行为是极力摒弃的，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而对于割股和取肝的行为，虽然认为过于激烈，但仍属孝行，可以陶养地方风俗，所以真德秀鼓励百姓行孝，并对此类行为加以表扬，提供一定的帮助，用以劝谕民众。对于吴良聪这类不行孝道的行为，不仅要进行相应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进行教化，了解父母之恩、君臣之义等人伦道德。

理学

综述

真德秀《大学衍义》

真德秀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积极推广理学，关于理学方面的著述也很丰富，除《西山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记》中。这部著作“以六经、《语》、《孟》之言为主”，分甲、乙、丙、丁四个部份，“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丙记日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丁记曰语默出处之道，辞岁取舍之宜。”真德秀把这部书视为人君治国的理论依据。《读书记·乙记》，上编是《大学衍义》，他在朝作待读的时候，特将《大学行义》进呈理宗，并逐章逐句向理宗进行了讲解和发挥。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去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

《大学行义》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深为理宗所称赞，说《行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行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壁。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他上继程朱，不越其轨。

尽管如此，真德秀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宇宙本体论

真德秀继承朱熹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思想，并且丰富和充实了朱熹对太极、阴阳、理气、道器等哲学范畴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以理（太极）为最高本体，以理—气—物—理为逻辑结构的宇宙本体论。

1.理气论

真德秀在“理”“气”问题上的重心，并不在宇宙论的阐述上，而是在本体论的建构上。他同所有的宋明理学家一样，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和道德规定寻找最终的依据，因而他更多论述的是本体论的内容。他一再强调：“性即是理”。他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 这样“性”便与“理”相通，一样具有先验性与绝对性，从而保证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他又说：“苍苍者天之形色也，曰理曰性曰命，天之道也。知以苍苍者非天，而不知理、性、命皆天，固失之矣；知理、性、命之皆天，而不以苍苍者非天，则失之尤甚也。” 虽然他强调“天”的气质性的一面，但把理、性、命范畴与“天”相提并论，又赋予理、性、命以绝对性、神秘性。

2.理一分殊论

真德秀在朱熹论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理一分殊”说的理解。他说：“夫子之理，浑然泛应曲者，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所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在大道言之，一本是元气之于万物，而只是一气之所生，万殊则是草木、昆虫之所待，而生一个自是一个模样；在人事言之，则一理之于万事万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动息、洒扫应对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贯。万殊则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当于道者，一个自是一个道理，其实只是一本……所谓众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贯通之，则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无不通矣。”

真德秀分析“理一”即是道之体，其特性是至诚无息，而“分殊”是道之用，表现为万物各得其所。这样，根本的“理”是本体，每个事物各具的“理”是“分殊”，都是根本的“理”的作用。而且根本的“理”与分殊的“理”都是道，体用都是道，因此是体用一元。他从体与用的关系上对理与物的关系作了比较明析的分疏。同时，他也从天道与人事两个方面分开立论，指出天道以一生生不息之元气为本，以各个具体事物之禀受为分殊，这样他不以“理”为分殊之本而直接以“气”这个中间环节为本，回避了作为形而上本体之“理”不能直接生物的难题。他最终的本体不是“气”，而是理。气与万事万物又必定回归到最高的本体“理”上去。

道德修养论

1.“德性天与”和“顺天应人”思想

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真德秀继承董仲舒的尊天神学，并用程朱理学加以改造。他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人的形体和秉性皆“天”所赋予，其性为仁义礼智信。天主宰万物，而更偏爱于人。仁义礼智信之性，恻隐、辞逊、善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伦，皆是天偏爱于人而赋予的。并把人受性于天比为臣受任于朝。论证循守仁义礼智是人的天职，否则即是违“天”。君主和人都必须服从天命，并以此来规劝君主修养。指出“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未尝一日不监视人君的所为，只有修德才能保位。朝廷为天下之本、人君为朝廷之本、心为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令，没有不善，而朝廷正。朝廷正，则贤与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易，而百官正。他所指的不是人格化的神，天所以能主宰万物是它蕴含着“理”，这理便是纲常名教。父子之思谓仁，君臣之敬谓义，夫妇之别为礼。智者，是知此而已。信者，是守此而已。理是扶持宇宙的栋干，安国生民的枚石。没有理，则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真德秀题跋像

2.“即器求理”与“持敬”相结合的涵养论

程朱理学历来强调把认识论同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真德秀祖述朱熹“穷理持敬”的学术思想，使认识论与道德论紧密结合，把“穷理持敬”视作“正心修身”之术。 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

他认为，理即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和法则，一定而不可改变。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故也具有“人之理’。所谓“人之理”，即仁义礼智，是“天与之”。人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的“理”，是良知，但不是义理之极至。故人须以先验之理去推究事物之理，以扩充心中之理，以此达到义理之极至。天下没有无理之器，也没有无器之理，“即器而求之，则理在其中”（《西山文集》卷三十《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所以要在人伦中下功夫。人亦是物，求人理要从人本身的“良知”出发，结合对“洒扫应对”等人伦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达到对“义理”的本质性认识，用以扩充心中之理，这就使“本然之知”升华到义理之极至了。由此可见，所谓“就事物上推求义理之极至并非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伦理关系的理在认识论上从一般的人伦日用上升到“理”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只能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天理”的高度。

真德秀提出了“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穷理而不持敬，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如仅知以养心，而不穷理，心虽清明虚静，却空空荡荡。无义理而为主，其应事接物必不当，流于释氏之虚静。所谓“敬”，即外表端庄严肃、内心静一、无二无杂，使外表的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交正。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闹居未有作为，此心要主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时，此心亦要主要一。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绘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不失，这是为学之要。

真德秀的“穷理持敬”思想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认识论同道德论的统一性，强调把二者相结合、相辅而行。在理学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意识的知行统一观。

泛神论思想

真文忠公像

真德秀用精气说来论证了他的形神观。他说：“《易·系辞》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之生也，精与气合而已。精者血之类，滋养一身者，故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者，故属阳，二者合而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聪者，即精之为也，此之谓魄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有知识，身之能举动，与夫勇决敢为者即气之所为也，此之谓魄。魂魄合则生，离则死。”用这种观点解释人之形神关系，其理论远不及范缜之精确，但它已与彻底的有神论产生了离异的倾向。

文学

文学思想

真德秀所处的南宋宁宗、理宗朝，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真德秀有强烈救世之心，又与叶适等事功学派的人物来往频繁，受其忠孝思想影响，服世观念尤重。于是，他格外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这使得他在赏析文学作品的时，首先是从论道说理、政教功用的目的出发。

在文章功能上，从体用的角度，真德秀把文章的功用分为成己成物两个实用方向，从体用角度，真德秀完全否定了文章之学，文章被他斥为既不能成己又不能成物的无用之技，根本不值得学为己之学“则理不可以不穷，性不可以不尽，不至乎圣贤之域，不止也。”成物即见于政治教化，真德秀十分重视文章的教化功能，这个观点在其著述中反复论及。例如他说：“清隐之.....予尤爱其《赠陆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胆健，后来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阴阳消长风闻际，堂陛尊严山立时。’《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鸥地，莫近平津阁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可见真德秀开口必言“有益”，闭口不忘道德。他特别主张文章的教化之功，不限制文章的内容和题材，只有有助于教化、针贬时弊的作品就能使他倾心。

散文

1.奏疏文

真德秀奏疏按内容主要主要以宣扬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和剖明时事的政论文章。并且此类文章是富有时代精神的政论文章，有较为显著的特色。杨长儒曾称赞真德秀“长于作奏疏”。在他五十一卷文集中，奏议诏敕类是其思想精华的体现。此类文章共有二十二卷，占整个文集的一半，这是真德秀作为文臣生涯的记载。真德秀及其仰慕朱熹并且积极推崇道学。在开禧、嘉定、宝庆、端平年间三次立朝，他敢于直言并且向皇帝提出建议，在不到十年间总计上奏疏四十八封。

真德秀的奏疏能被众人称赞并流传甚广，无论是明辨性理、弘扬教化之作，抑或是言事论之文，皆为修辞立诚、详尽平实的儒者之言。如《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层次清晰，说理明白透彻，是其真心诚意的优秀之作。正如魏了翁所言：“诚积所言、辞平理畅”的确是真德秀奏疏类文章的特点，也是其他题材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些文章通过事情进行议论，夹叙夹议，析理细致入微，见解独特，直击本质，令人反省。

古文家和理学家作文大多征经引史，但是真德秀更善于将经史引入奏议并且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庚午六月十五轮对札子》引《易》初六曰：“履霜坚冰至”。告诚君主“古之圣人于阴之将盛不忘戒谨如此”，现在异灾仍频，更应急修“圣心”。《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已是札子》更是引入大量经史。引《诗经·卷阿》之诗以证“君贤则寿”；引《诗经·周颂》证帝王当“以孝奉先”，真文在文章中引入经传，突出文章要旨，极为精当。

2.序跋类散文

真德秀的序跋类文包括赠序、诗文序跋、和书法墨迹序跋，在序记中值得关注的是学记、书院记与祠堂记。此类序都是道学家了弘扬其道学思想、推行教化的路径之一。也是最具有道学特色的部分。这类文章言简意赅叙述事件后以大篇幅议论为主，以阐述义他理为，宣扬名节为写作目的，是典型的“鸣道”教化之文。诸如《铅山县修学记》阐述知行合一，勉励士子在“工于本心之理”的同时需“求当世之务”以泽民。《潮州贡院记》一文劝勉士子立德立言，明义礼之分，知名节之德。《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记》记：“似古循吏”的永春县令，全篇叙他“公廉强介，察见微隐，吏不能欺，民不忍欺”等事迹，希望官吏皆能师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形成清廉的风气。其它诸如《明道先生书堂记》《政和县修学记》《建宁府修学记》《忠孝祠记》等文章都表达了“明义理而切实用”的思想。

真德秀作了大量的诗文集序、送行序等如《黄叔通自鸣集序》《清源文集序》《赠萧长夫序》《送朱择善序》等文也无华靡雕琢之处，文笔生动简洁。题跋虽比记序短，但却更能体现出个人情思与品味。《题全氏步云斋》 ，此文起笔直接而不突兀，简练而传神，以“最胜处”与“踞其巅”道出了布云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人想见“步云”之名的由来，颇有韩柳气质。下文写登斋之所见，联系到理学天道，颇有理学家意趣。

诗歌

真德秀诗崇尚说理。其纯粹抒情的诗歌不止是枯燥的哲理之理，还包括各种政理、事理，而且占得比重较大。《西山集》收真德秀诗一卷，另有贴子词等，共有一百五十七首，《全宋本》西山诗另有辑诗《全送诗订补》又有辑补诗二首，共计167首诗歌，总体上分为山水题咏、交游感事诗、政务诗、理学诗四大类。真德秀的众多诗句，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夸张、通感等修辞手段，具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想象力。大多语言流畅，少雕琢诗句，可以说是“儒子诗”的代表。

真德秀尽管明白诗赋最主要的作用是来抒情言志，其文学性，抒情性最为明显，但是他还是将文道相融合，相互渗透，在讽刺和赞美之间凸显性情之正的诗歌。真德秀将大量陶渊明的诗歌选入《文章正宗》，最重要的是靖节之诗符合其“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的评选标准。无论是自己创作诗歌还是评选诗歌的标准，真德秀都将“实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作为文学创作的追求。

真德秀的诗歌是朱学精神的投影。在其诗歌里突现了朱学所倡导的文化人格。崇尚“孔颜乐处”，它具体表现为朱学对自然、社会、宇宙的三方面关系中此关系构成朱学文化人格的三个层面。而他的诗与朱学文化人格的三个层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说真德秀的诗是他的朱学文化人格的诗性体现，是他理想人格之投影。真德秀此类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好于诗中谈性理，通俗而流于枯燥，是南宋中后期诗歌发展中的不良倾向。

骈文

1.制诏类

真德秀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翰林院期间，作为“天子之私”的词臣曾为皇帝起草过许多诏书。内容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回应臣子的陈请，大多是不允官员致仕闲退，或不允其辞免除某职务，此类篇目较多，有骈有散；第二大类是下诏为大臣庆贺生日，此类篇目较少，皆骈体行文。

真德秀起草的诏书中不直言拒绝，却又能体现“不允”的态度，篇幅简短，意图明了，很有说话技巧。同时，他的语言委婉舒缓、从容不迫，语气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他不喜为尖峭刻厉之语，常常在纡徐不迫的笔墨中行文。通过阅读真德秀骈文文本可以发现，他偏爱使用反问句，在其起草的诏书文辞当中尤为明显，例如不允何异乞守本官致仕的诏书：“况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简者百工之事，纵令自佚，何以过兹？” 反问句表面看来是疑问的形式，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肯定的意思，而且能够加强语气，把确定的思想表现得更突出、强烈。所以真德秀起草的诏书中大多没有尖刻、激进之语，而是用巧妙的反问技巧引导对方去思考，以恳切的语气向臣子陈述去就之分，既让人感觉皇恩浩荡，又让人自觉惭愧不好意思再有所推辞或不尽力事主，文辞之间充满力量。

真德秀的制诏类骈文并非简单模板式的填鸭，而是有切合情事的充实内容。像不允曾从龙辞免讲授《春秋》终篇的诏书，“三代飨国之长，原于太子；六经致治之法，备在《春秋》。博求孝悌道术之英，推明是非褒贬之旨” 肯定了《春秋》大义对于国家治平、个人伦理道德完善的作用，《春秋》“一字寓褒贬”的特色也有所体现。又如不免俞烈辞免《周易》终篇侍读官的诏书，也是先言《周易》的重要性，“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学” ，还有“韦编几至于绝三，卦画冀明于重六”中“韦编三绝”含有孔子勤读《周易》的典故和《易》卦的深奥内容。不允李大性辞免兵部尚书的诏书中，所言皆是 “不忍毒兵于民”“以息边警”“整戎经武” 等与战争、边事相关的内容，切中时事政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表启类

真德秀表文共28篇，其中谢表18篇，贺表7篇，进献表2篇，慰表1篇。《文章辨体序说》中引真西山之语：“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真德秀在理论上对表文的写作提出了简洁精致要 求，同时，在写作实践中真德秀也是贯彻这种标准的。

贺表一般是新帝即位，或帝王有庆典武功等事，臣子献文称贺。这种文体，多半以骈体写就。宋宁宗嘉定十七（1224）年，二十二日，理宗即位。其时，真德秀上《贺今上皇帝即位表》 开篇以“臣某言”起始，以散体介绍上表缘由是为称贺。认为今日才能卓越的皇帝承继大统，是天之所钟、民之所愿，普天同庆之大事，所以理当承天之运，大展宏图。随后追溯了南宋王朝的建立、领土的变迁，任重而且道远，忧危甚于渉渊，因此必须继承先祖遗训，“虽畏勿畏，虽休勿休”，以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的典故来告诫理宗，希望他精进不止，实现天下治平。语言庄重典雅，典故的选择既符合情境又符合人物身份，即便是歌功颂德之语，也是变换自如，充满贵族气息。

真德秀的谢表主要有谢官、谢赐和谢上三类，例如有《复官谢皇帝表》《谢皇太后表》等。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春正月，以庆寿恩复宝谟阁待制、玉隆祠。约于是时，真德秀上此二表。以《复官谢皇帝表》为例 此表以自叙的手法，首先反省了自己因性格耿直愚戆、不知变通而碰触纲宪，惹怒众人。真德秀以汉文帝时个性刚直、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的袁盎，和武帝时因为人严正而被人敬畏，被武帝称为“社稷之臣”的汲黯两位名臣，来类比自己的性格遭遇。在这种“国人皆称有罪”的孤立无援的境地，皇上独示矜容，“弗贬潮阳之八千，仅夺骈邑之三百”，说明自己比韩愈获罪之速幸运的多，而仅像伯氏一样被夺骈邑三百，所以自己会像伯氏一样没齿无怨言。圣上以浩荡恩泽保全自己，无异于“宁考之恩”（“宁考”出自《书·大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意谓父母般的关怀）接着又选用了孟子“三宿而出昼”（《孟子·公孙丑》）和“虽在甽亩，犹不忘君”（《汉书·刘向传》）的典故来揭示自己的心志:不仅不会心生怨恨，反而会愈加忠谨，磨铅而自效，以报答先皇知遇之恩。作者追溯往事，回顾了自己因承皇恩得以复官的经历，表明自己虽然生性愚钝，聪明不开，但仍立志“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淬磨宿志，以效犬马之劳，真德秀爱国爱君的深厚情感已尽诸笔端。

宋代

袁燮：起居真舍人，以精博之学，端方之操，立蝎坳，进镜言，赛赛谬谬，作时低柱，措绅倚以为重，海内想望风采，呜呼，可谓正人也已。边事方殷，将槽江左，欲豫为战舰之备，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轻矣。而一时公论，皆深惜其去。

魏了翁：南渡草剏，诸贤有存。封之植之，迓续真元。人物彬彬，盛于乾淳。流风所渐，孔蔓且蕃。谁蕴崇之，欲剃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师传。公出虽后，考寻遗言。精探力践，旁索细论。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阙）内，如衢置尊。最后一书，细大毕陈。上自帝王，继天牧人。次及圣贤，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伦。至公血诚，贯彻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阙），气合而浑。逮公之出，奋由难屯。或搔而绝，俄揠而信。信不一二，赍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苍天。

刘克庄：公少以文词独行朝中，所草大诏令，温厚尔雅，尤为楼公钥赏重。立螭以后言议出处，动关世道，谏书传四夷，名节当世三十年间，天下莫不以为社稷之荩臣，道德之宿老。故其于为学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于位……公博极群书，而积勤不已，望临一代而执谦愈甚。闻人之善，忻悦奖誉，自以为不及也；闻人不善，颦蹙叹息，犹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自出身事主，忠国爱民……忘身殉国，终始如一，非至诚而能若是乎。

王迈：先生为宗社计进退存亡关系，斯世海内一词，期以经济道之，将行命有所制。穷理致用，讲学有宗，时雨之教春风之容。伪者献诚慢者，致恭人谓先生为程淳公（程颢），方寸不欺，守道自信，口无过言，身无玷行。人谓先生为马文正淳公，位卑道立于独，人惜其亡，天下无福。人巷哭先生之道，远绍于程。立朝补外，俊伟光明。先生之位，虽不及马。儿童走卒，无不知者，权奸见忌，退处八年。著书西山，其乐怡然，天日清明，甫及闻政。筋力未衰，乃婴病疢丐归者，屡仅畀内祠。丙吉病愈，上日望之，中外门人，孰不致祷。夫何彼苍遽，夺此老述，作万卷珍重璠玙，最留意者，衍义一书。谓此书成死可无憾，自今观之，殆成语䜟。风涛汹涌，思济洪流，巨楫一折，沦胥是忧。自有都堂，凡几辅弼，如先生者，不一秉笔易箦之际，神气溶溶。曰予此心秋月当空，骑鲸而仙，先生何欠国病民痍，孰针孰砭！

元代

黄震：理宗时，天下所素望其为相者，真德秀文行声迹独重。嘉定、宝、绍间，佥谓用则即日可太平。端平亲政，趋召至朝，正当世道安危升降之机，略无一语及之，乃阿时相郑清之，饰其轻举败事，谓为和、扁代庸医受责；又以清之开边建议，御阅卒以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致前至诸军，质贷备衣装，无以偿，故哄，延及州兵皆哄，自是军政不复立。

虞集：公之书本诸圣贤之学，以明帝王之治，据已往之迹，以待方来之事。虑周乎天下，忧及乎后世。君人之轨范，盖莫备于斯焉。公当理宗入继大统之初，权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复召首上此书，当时方注意用之，未几而公亡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公再出而世，终不获被其用，岂非天乎庸讵！知百年之后而见知遇于圣明之时也，然则公之祀岂止食于其乡而已乎。今天子以聪明睿知之资，然犹能自得师，尊信此书以为道揆。况众人乎学者之游于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诵公之书，而致其学圣朝将得人于西山之下焉，不徒诵其言而已也。

脱脱等：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及归朝，适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而德秀则既衰矣……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张烈：余则笃学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陆子静兄弟、纯粹有用如真西山，仅列之儒林，此为《宋史》者有识也。

胡瑜：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穷经，践履笃实。当时立伪学之禁，以锢善类，德秀晚出，独以斯文为己任，讲习躬行，党禁解而正学明。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

明代

湛若水：真西山大学衍义不及治国平天下，使人知是一本耳，正有深意可玩索。丘文庄乃作衍义补，是犹漆了断弦琴，规圆方竹杖也。

商辂：①德秀尝为宫教，以諌皇子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以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竑不听，德秀因力请外而去，呜呼何其先见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为侍读、为直学士院、为焕章阁待制任职，不辞可谓能择君者矣。《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观其去济王也，合乎蛊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时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②呜呼，小人之祸至是益烈矣！是时史弥远之元恶主于内，梁成大之群邪主于外，共相盘结以害君子。了翁、德秀，一世大儒而终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历观宋自绍圣以迄于今，何泰之时常少，而否之时多耶。

孙承恩：求道孜孜，正学是继。立朝侃侃，力扶大义。衍义一书，发挥详明。执此以治，王道以成。

薛应旗：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张燧：自朱元晦、真希元诸公以名世儒宗，无裨于宋之削弱，于是谈者疑儒者为有体无用，而诚心正意之学果不足以平天下。

清代

黄宗羲：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倚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

顾炎武：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真氏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王夫之：一济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讼其冤，责史弥远之妄杀，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伦，以扶风化，韪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虽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时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

黄百家：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

全祖望：①西山之望，直继晦翁，然晚节何其委蛇也！②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愚尝详考其本末，而叹西山之过负重名，尚不止于此。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则固有不愧于古人者，龟山、上蔡而后，横浦、玉山皆是也。西山自得罪史弥远以出，晚节颇多惭德。其学术之醇疵，姑弗论可矣……西山以博学宏辞起家，故辞命为最著，然其两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后宰执，多有伊、傅、周、召之誉，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与？

乾隆帝：自朱子以来，继传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鲁斋为尤卓。西山生于宋末，虽为防政，不究其用；鲁斋当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学，世祖累见信用，其功效颇着于西山云。

蔡东藩：况贾、阎二妃，相继专宠，不闻有远色之言。真、魏二贤，同时就征，复至有遭忌之举。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为哉？

民国

钱基博：自朱熹以伪学禁锢，理学之书，刮禁毁绝。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明道为己任，讲习服行，诏学者：“且将朱文公《四书》涵泳；既深达其旨矣，然后以次及于《太极》、《西铭解》、《近思录》诸书，如此数年，则于义理之精微，不患无所见矣。又必合知行为一致，讲贯乎此，则必践履乎此，而不堕于空虚无实之病。”于是道学绝而复续，则德秀之力也……其学修齐诚正，本朱熹而肤；其文洞轩辟，依苏轼而达。奏议急言竭论，而纡徐委备以曲尽情事，固苏文所长；碑志综事经物，而提挈顿挫而不冗，则尤苏文所短也。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当代

舒大刚：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站出来为之树立了崇高的地位。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事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魏、真二人在当时不仅具有高度的理学素养，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加之他们“志同气合”慨然以斯文为任。魏了翁多次向皇帝上书，力陈推尊理学之必要，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不遗余力地给皇帝灌输理学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终于使理学正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褒扬和肯定。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民谣寓褒贬

端平年间，真德秀应朝廷召用而起复。百姓苦于史弥远一党的欺压，对他景仰的程度，堪比元祐年间百姓期盼司马光。当时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市井纷纷附和传播说：“若要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等到他入朝，向理宗进对，首先便以“正心诚意”为要事。不懂理学的民众认为真德秀不切时务，于是又在民谣后面加上“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太平。”

墓址

真德秀墓

纪念祠庙

宋贤真夫子祠位于浦城南浦镇龙潭门22号。现仅存主厅，为重檐歇山顶，抬梁穿斗混合式木结构。面阔3间，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原建于宋宝庆三年（1227年），又名“西山精舍”。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真德秀裔孙真渊子，在龙潭门原真西山精舍旁，建“西山书院”，时人仍沿其旧称，呼为“精舍”，为“真夫子祠”前身。

明洪武九年（1376年），县丞朱德昌复因旧址重建“西山精舍”（西山书院）以祀真夫子，成为建祀之始。景泰元年（1450年），县令何俊，捐俸禄重建西山精舍，修整扩大。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派张俭来浦赈灾，时值改孔庙祀典，张俭见真祠偏殿坍圮，便出资兴修。别立厅堂五间，以安神灵，颜其门曰：“西山先生祠”。万历十四年（1535年），知县万道通重修，在祀门两侧各建立“文章山斗”、“道学渊源”两个牌坊。

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占领浦城，祠堂毁于火灾。同治三年（1864），真氏后裔和全县绅士捐款，在原址复建，于仪门署口：“宋贤真夫子祠”。新中国成立后于1994年4月公布，2004年8月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居。

会议

2018年11月21日，由中共浦城县委、浦城县人民政府主办，浦城县朱子文化保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浦城县朱子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纪念贤臣大儒真德秀诞辰840周年活动暨真德秀研讨会”在真德秀故里仙阳中学举行。 福建、江西朱子学专家学者、真氏后裔、仙阳中学师生等50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