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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 编辑
周谷城，（1898年～199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早年学习世界语，热心世界语的宣传、推广。1981年同胡愈之、楚图南等知名人士发起世界语之友会，以后曾出席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倡导世界语。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 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 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 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 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 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 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 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周谷城还致力 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 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 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 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 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 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这两史可说是影 响了中国几十年。史学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在中国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人。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 “大教联”)。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 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 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 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 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 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 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 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 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 截然不同。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 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 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 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 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邓小平接见周谷城
与毛泽东“同师”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接受“五四”洗礼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历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执教英语和论理课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新复旦首任教务长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编的世界通史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有人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与文怀沙在一起
（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
（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
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
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
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
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社会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社会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现如何处理它，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
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
再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著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建国后，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学术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可说更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驳斥姚文元“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说法与事实是根本不相符的。因为，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识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种族的不同语言和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截至今日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如果认为不同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亦即部分不能构成全体，那么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将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据事实说，对立斗争的部分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否认不了的。可见，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娴熟自如的。正是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列主义，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协。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被敌伪势力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潜赴大后方时，遭日伪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释。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起草宣言，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周谷城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心血谱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来密切，心心相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愿为此效力。全国解放后，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拥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充分表现了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友的高贵品质。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他积极参政议政。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周谷城积极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会见外宾中，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法制建设情况，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谷城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病重期间，仍然关心该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周谷城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喜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尊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周谷城以80高龄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联系实际，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年，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周谷城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忠厚，识大体，顾大局，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朴素。他生前立下遗嘱，身后不要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表达了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移风易俗、丧事从简号召的决心。周谷城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当智慧超过需要时，幽默风趣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