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政

王韬是一个对"仅关注器物之变"持否定态度的批判者，是中国最早倡导洋务而又最早对洋务只重器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认为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内部状况，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才能挽回民心。 王韬认为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可概括为三项：第一，精简官僚队伍，裁撤冗吏，惩治贪官。第二，改革储才和用人制度。第三，停止妄费，与民休息。可见这时的王韬已经超越洋务派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认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

废除专制

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王韬把君宪制与中国上古三代相比较，认为有其遗风。以君宪制比附三代的原始民主制度。他认为，御侮、自强、推行君主立宪政治，三者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王韬最强调的重点是后者。 但王韬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还是比较片面的，对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精神——人的自由和平等没有深刻的领悟。

民本学说

王韬继承了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本学说，并把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溶合起来，使它成为一种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 在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韬提倡以“重民”取代清朝的“轻民”政策，他认为首先要通民情，达民隐，撤专制堂帘；各级官吏要与民沟通，与民共其忧乐；其次，开放言路，尊重百姓的问政权；再次，与民开诚布公，实行政事公开。地方官亦由百姓选举。王韬把传统的民本思想朝向近代民权思想拉近，创造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新思想，引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潮流。

经济

重商思想

王韬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从重农轻商的思维中摆脱出来。他认为中国虽以农业立国，是个农业国家，却不知科学种田。因此王韬提出国家应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成为国家的富强之源，立国之本。王韬还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征收。他认为厘金税加重商人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应予裁撤。 在理性不足的社会环境下，王韬高张“商为国本”的旗帜，将"商"的发达视为富国强兵、保国御侮的前提条件，独具慧眼。它体现了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

全面兴利

“兴利”是王韬经济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议题。他多次鼓吹“兴利”意义。他指出兴利是资本主义潮流下中国人必须做出的选择。 王韬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发展新式工矿业来增加财政收入。 他的“兴利”主张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思想的视角。传统经济思想属于"政治经济学"，而王韬的思想更接近“商品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价的基础之上的。

王韬所倡导的兴利活动中的新兴行业从生产力角度讲属机器大生产。他坚信引入机器是中国工业振兴的前提。从生产关系角度讲，他指出新行业应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王韬把他的机器生产和商办主张贯彻到农业生产中去。他说机器推广于耕织，将带来"事半功倍"的好处。他特别提到在开荒的过程中应广泛“水火二力”，同时，允许和鼓励商办农业，以分其利，快其速。这二者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容，王韬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

王韬在强调"利"的同时， 还注意到企业的组织形式问题。王韬认为仿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最好形式，他要求将创办工矿企业由民办公司独立经营，希望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取代封建主义的官办经济，结束官权垄断的局面。王韬还承认资本生殖原则，承认出卖劳动力并得到报酬的权利。这标志着王韬已经打破"以德为本"的束缚，实现了经济思想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飞跃。

军事

改革军队

英国之行，使王韬对中国军队的首要任务有了清晰的认识，王韬认为首先就是军队装备的改进，主张革新兵器，废除弓箭、大刀、长矛，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对于如何提高中国军队装备水平的问题，王韬反思了之前洋务派的做法，因此他在洋务派“引进来”的思想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走出去”，由官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

王韬还认为改革兵制是一支军队走向近代化的核心动力。虽然清政府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但军纪败坏、素质低下。针对此，王韬提出具体办法是：先改变军队的规章制度，更改军队体制，裁减士兵的数量，增加军饷拨出，以军事素质、军事技能等为标准提拔军官，建立一支精干的近代化军队。作为一名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则提倡依照西法练兵，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对兵法进行全面革新。

为了培养一批适应近代战争的新型军事人才，王韬提出了两条方法，一是派员出国学习，并且强调“遣之多国，兼收并蓄。”二是在国内设立专门的武备学校，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王韬还建议废弃以往的弓矢等冷兵器，将教授的科目设为“水陆两途”。他以培养海军人才为例，提出“肄习水师武备，国家宜另设学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其各有专长。”

建设海军

英国之行使王韬对英国先进的海军装备、作战技能以及整个社会对海军的重视程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王韬意识到中国海防建设亟待加强。王韬分析，在“今海外大小诸国皆叩关入境，通商互市于沿海口岸”的情况下，改变传统观念，加强海防，建设近代海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王韬强调：“须于长江水师之外专设海军。” 王韬指出，新式海军的着眼点应在国土防卫，而不在于远洋作战，这支海军以防御为主。这就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王韬提出应以小搏大、以多拒寡，建立一支精炼的海军，并采取狼群战术拒敌于国门之，颇有现代海战的特点，可见其对近代世界海军的发展动向有着敏锐的直觉。第三，王韬训练水师的思路立足于一个“变”字，即学习西方先进的驾驶和作战技能，但其并不赞同一味的迷信西方，甚至把指挥权交予西人，而是在自身现有的条件下，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训练方法，培养出适合中国的近代海军。

外交

联英抗俄

王韬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俄国是还未完全摆脱农奴制阴影的君主制国家，扩张领土的野心却很大。俄国在欧洲受阻后，必然将矛头指向亚洲，而中国首当其冲。而英国与中国通商四十年，市场联系紧密，一旦有事，则会阻碍贸易大局。所以，英国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之局。对于俄国咄咄逼人之势，英国急欲谋求抵制。日本虽逐渐富强，但本身亦为西人欺侮的对象，北方受到俄国的极大压迫。鉴于这样的局势，王韬明确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应该是联日结英拒俄。这也没有离开主和的基调。相反，制俄的限度应控制在固有均势不变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去有意触怒俄国。 他认为应在土、俄交攻，英、俄相忌时主动加强与俄国的交往。 可见，王韬在对俄问题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联合其他国家对其加以防范，使之不敢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同时也用外交手段和平化解与俄国的矛盾。

以和为主

王韬历来主张用外交手段这一较温和的方式与西方解决争端，尽量不诉诸武力。他用四句话来概括“与邻为善”的外交思想，即“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所以，“和”的思想是王韬外交理念的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忍让、退却，他指出应当抓紧和平的机会“自强以御侮”。 可见其在思考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时考虑的非常全面。应“和”、“战”并重，以和免战、以战促和，这样才能在与西方交往中占据主动地位。既顺应了近代外交的发展方向，也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为中国近代外交领域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教育

教育思想

王韬终生提倡学习西学，提出了许多“变法自强”的改革主张，他不断地反思中国的旧教育，分析传统教育的弊端，抨击科举制度毁灭人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主张，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形成“融汇中西”的教育改革思想：渐进改革科举制度，废时文倡实学；推行义务教育，在基层普遍设立新式学校，把女子纳入教育对象；由政府出资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类专科学院并从培养青少年抓起，培养实用技能人才。 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韬的教育改革既包含有西方先进的理念，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模式中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他对洋务派只知学习西方格致之法的方式提出批评，认为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可见，此时王韬在教育改革和人才选拔方面早已走在了洋务派的前面，其思想之先进可见一斑。

教育实践

王韬就任格致书院山长后，继续主张设置西国语言、格致之学等科目，“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训以西国语言文字，授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 随后王韬认为近代化还需要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因此他提出学子也要注重对西方政治的研究和学习，要讨论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或询西学，或问时务，一时肄业士子，潜心致力，颇多创获，不少特见。” 这种学习“西政”的主张在当时学习“西器”“西艺”为潮流的社会时局下是大胆的、超前的，打破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桎梏的局面，为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提倡学习西方政治、深化“中体西用”思想开辟了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韬提出学习“西政”的前瞻性与开拓性。

王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改变书院原先单纯学习自然科学和课堂关门面授的做法， 结合书院本身的特点，吸收西方的教学经验，同时在傅兰雅的建议和支持下，经过不断的总结 ，创立了一种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探讨国内外实际问题揉合在一起的新知考课制度。王韬以旧瓶装新酒，每年举办四季考课，命题围绕着科学技术知识与时事，不涉及四书五经的内容。 参加者围绕某一拟题展开议论，写定后交王韬组织评阅，优秀者可得到一定奖金。 王韬自己并不命题，他只是根据现实需要设计范围，均聘中外官绅，尤注意于主政大吏及具有时代眼光之士出题。 如邵友濂、盛宣怀、李鸿章、曾国荃、沈秉成、刘坤一、郑观应等。 在书院学习的学生十分努力，他们在题目的引导下所作的回答顺着王韬设计的思考方向，切中了时代脉搏和现实要害。以西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甚至哲学和政治学说为利器，大胆剖析存在的问题，阐述改革的必要性，为中国走向富强寻找有效之方， 给格致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王韬还吸取西式学分制的经验，规定按照教学计划，学生要分科研修，分别考试，直至修完。书院还采取百分制的计分方法，“百分中能考得七十五分以上者为中式。”

王韬创立考课制度的用意在于，他不仅仅引导参加者研究西学、探讨时事，还力图推进中国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实践。他试图惜助于应考学生自由发表见解与方面大员评阅考卷所造成的上下沟通机会，实现上策当道、加快改革的初衷。而批阅官员的确也有不少表示愿意采纳实行的。 考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推进了西学在中国的渗透和学人对国事的关心。格致书院也因此由科技学校变为既研究西学西艺，又探讨中外时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重镇和思想策源地。

哲学

王韬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巨擘，中国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津梁，反思现代性的前驱。作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道一观”、“尚智论”和“一我论”，王韬的思想较其前辈更进一步打开了自两宋以降闭合的传统思想格局，接纳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启导了他的后辈。

“道一观”

在王韬为其改良思想寻求合理性根据时，他往往也将中国古圣先贤之教统合于他的“道一观”中。他强调，唯一之道的人道性，乃是中国古圣先贤早已揭示出来并予以肯认和践行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那种唯一之道的文化，便与中国古圣先贤所揭示、肯认并践行的道乃是一致的。因此，以西方为范本的改良也就并不存在“中道”与“西器”的割裂或是“变器”与“守道”的扞格。 由此，西方充当了实现中国圣道的工具角色；而西方的先进也恰恰是在促使中国通过仿效西方改良社会政治以符合本有的圣道。

王韬认为中西的物质文化出自同源，但精神文化出自异源。前者以人伦为中心，后者探求自然为宗旨。两种精神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因都是人类文化，故而在本质上具有同一，中西精神文化的这种异源同质性，正是两种精神文化互补的根据。王韬提出中西在文化的三个层面都是互通的，但存在一个由物质而精神的过程，他认为物质和制度属于“器”，易相通，而“道”的精神文化则较难通。故他提出先吸取两方在物质和制度文化方面的长处，再“融会贯通”西方的精神，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 他不仅以历时性的纵向思维思考“六合为一”的发展趋势，而且还由横向思维建构起新的立体坐标系，各方位、多角度审视历史、观察世界。将中国真正置于“事变繁极”的世界格局中、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因此，王韬的世界一体化思想也孕育着一种强烈的开放意识。

王韬的“道器”说是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西方物质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前景的思考中形成的。 王韬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他认为就仅仅只在于形而下的器物与制度层面，天下的“道”却是一致的。“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因此他进而指出“器”只能进行地理上的征服。要想把世界联在一起，唯有“道”才能完成这样恢宏的目标。通过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和吸取之后，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定能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形而下的“器”混一终将致使形而上的“道”同一。而中国作为“道”的发源地，必将成为推动世界向“大同”发展新的动力源。

“尚智论”

王韬在《智说》中指出，基于圣贤遗教而形成为传统观念的智观，乃是“不知智之为用”的世俗陋见，故需起而对智的地位、作用及其本质重新加以发明。在他看来，智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德”，其余仁、义、礼、信，若无智的统驭与规范，则都将成为非德乃至缺德。王韬对智的本质的解说，即所谓“其识足以测宇宙之广，其见足以烛古今之变”，也基本上剔除了道德属性，而将智认定为一种纯粹的认识功能。这些看法虽与实证主义有一定差距，但与近代西方思潮比较吻合，因而在由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脉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我论”

王韬在《与友人》一文诉说个体的种种存在状态以及感受，诸如渺小、膈膜、孤独、自私、定命、齐物、无意义如此等等。这与作为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大异其趣。儒家的信仰指向超越而内在的道德本体，相信通过主体工夫，便可能接续先圣先贤，并且相信善恶由人、祸福报应论。但是，对于茫昧难知的神魂之事，儒家却又并不是一概否定。而且儒家重视对于天地、祖宗的祭祀。所以儒家决不悲观地认为人在宇宙中只是一种渺小、孤独、无意义的存在。而王韬的思想却是与存在主义鼻祖、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理念相近，可见王韬的本体认知论思想具有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

经学

王韬有关今文经学方面的著作丰厚，大都是用来给传教士理雅各提供翻译材料所撰写的。他通过对《周易》《礼记》《毛诗》的注释，阐发了今文经学的变革思想。王韬博采众家之长，在深入发掘古经内涵价值的同时又注入自己新的改革理念，实现新旧思想的融会贯通和古代经学的创新性转化，为自己的变革理论提供扎实的古代的经典依据。 以《毛诗集释》为例，王韬以传统的“集释”体阐释《诗经》，征引甚夥；选择辞句条目式的编撰体例，虽不够全面，但方便理雅各查阅释疑；内容上《毛诗集释》既根植于传统经学观点又有所创新，既汇辑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会王韬自已的训诂考证，综合了总释、比勘异同、同类汇释、考讹订谬、理校求证等方法，所释内容涉及名物训诂、文字校勘、音韵考订、章句训释等，其案语探赜叩寂，别有创见，体现了清末《诗经》研究上的成就与发展。《毛诗集释》广泛汲取乾嘉道时期吴地《诗》学研究成果，是新的历史环境下对《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其《春秋左氏传集释》中对王念孙、王引之、洪亮吉等人的音韵训诂亦步亦趋，鲜少发明。然而《春秋左氏传集释》的地理考证与微言大义却表现出与乾嘉汉学全然不同的治学风气，体现了其独特价值。王韬的地理考证不再追随乾嘉汉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路，而触及了乾嘉汉学唯有纸上功夫的痛处。王韬在《春秋左传》的注疏中征引宋人经义，打破了乾嘉时期汉宋之争的格局。他借经学作政论，批判现实政治，与清代官方经学高唱反调，此为清代《春秋左传》学史所罕见。是传统学术在晚清变局下力求寻找出路的新体现。

史学

王韬历史著述的特点，一是其所涉及的领域新。王韬的史学贡献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历史的撰述，在当时，西国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基本还是未垦的处女地。因此，王韬的西史著述是迫切需要的耳目一新之作。二是作为长期与西方人合作又有深厚中国传统学术修养的学者，王韬的著述既吸收了西方史学的一些元素，又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普法战纪》（1873年中华印务总局出版））

历学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春秋编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校对春秋的编年，王韬悉心研究了所掌握的全部历学资料，分条分理地分析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认为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春秋历学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如僧一行的《开元大衍历》虽遵循古法，但是对经、传的记载却多有违背；杜预的《春秋长历》只是对《春秋》《左传》的上下日月推排了干支，遇到疑难的地方，则一概置闰；郭守敬用授时历将所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一一推校，可惜“犹未以西法”。 而西方学者一般依据周历去推测春秋历日，往往不合。王韬认为，欲得春秋历法，不能预设一定之历法，而是以天文历算知识推算真实历日，以此推知春秋时代的历法。王韬利用西方天文历算知识，清理了传统的春秋历法认识，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并使春秋历法获得了可信性。王韬因采用西法而为中国天文学史带来的变革与自新，集中国传统历学之大成，故在学术的视野上，传统与现代并存，经学与西学并重。

湛约翰不明春秋历法，在认识上受西方历法的制约，对《春秋》《左传》、杜注等史料缺少辨别利用的功夫；不能综合考虑经传，推算出经得起验证的春秋历日。湛约翰的不尽完善之处，是西方天文学知识输入中国时遭遇的水土不服。对比之下，王韬不仅辨析《春秋》《左传》的史料，还不盲从杜注，对杜注有全面的整理，有继承也有纠正；王韬不仅利用了西来的历学知识，而且综合考虑了春秋时期的历法状况，尽可能地采信《春秋》《左传》的史料。只有中西结合，才能发覆春秋历学的真面目。中国古代文献在春秋历法上的记载混乱，诸家解释纷乱，王韬用他先进的历学知识完善了春秋历法文献的考证方法，使混乱归于有序，纷乱变而为体系。

王韬的历学成就不仅仅因为他有先进的西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放弃中国传统历学，中西兼采，融会贯通，以先进的西学知识完善中国传统的历算学，在春秋历学领域走在了同时代中西学者的前面。 王韬以西方历学方法推合春秋时所记日食，其失闰前后大致与元代所记载的相同。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春秋日食中西对勘表》和《春秋朔闰冬至细表》各一卷，用以比较中、西两种方法所勘定的春秋日食结果的异同，考据周量，结果十分精密。 王韬在观念上不设屏障，这更利于他推陈出新。这也使他对中国古代历学及其文献的研究更令人信服。王韬也因此“成为可能是第一个求助于西方天文数学知识探究这一问题（春秋历法）的中国人”。

诗歌

诗学

王韬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古人，求新求奇，要求诗歌创作应有自己的个性、见解和学识；在诗歌功能上重视济时用世及立言传世。王韬诗学思想中的创新精神在清代后期拟古主义诗风普遍笼罩的情况下，具有大胆变革冲出窠臼的积极意义。王韬的诗学思想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和鲜明的革新意识，直接影响了黄遵宪，推动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具有开路先锋的作用。

内容情感

在王韬的诗集《蘅华馆诗录》中，诗歌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五类内容：穷愁之音、酬唱之情、爱国之忧、海外新声、闲暇之乐。其中不乏对传统诗歌内容的延续，但是也有一些发展和创新。 酬唱之作，记述了与中外友人的交往和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抒怀之作主要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苦境遇。还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和抨击时政的作品，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诗歌的延伸，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如记水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和太平军蹂躏下人民的惨痛生活。此外还讽刺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官吏的因循苟且等，对晚清官场的弊政和官吏的腐朽无能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有重要作用。在王韬的整个诗歌创作中，一直都充斥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忧时伤民的情慷，上马杀贼、壮志未酬的悲苦之情也贯穿始终。

诗歌风格

王韬诗歌风格多种多样，可以说清丽缠绵、豪迈卓烁兼而有之。基调总体上趋于雄浑低沉， 其中歌咏贤士名人之作及记录时事之诗多以雄浑为主，而自感身世遭际及忧叹苍生社稷之作辄多显沉郁之态。《春日沪上感事》四首是王韬现存最早的时事诗，诗歌以“苍茫”作起，尽显广袤，气势宏大。苍茫水国和凶狠外敌的对照将王韬之于外强侵略的仇恨刻画地漓淋尽致。《闻官军收复苏州有感》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幅战争胜利图，场面激荡，流溢出王韬的满心欢喜，字里行间却又充满沉思。这类诗歌之所以具有雄浑之气，还表现在在意象的选择上。王韬的诗歌中不乏具有雄浑之气的意象，如“蛟龙”“大海”“战场”“天地”等等，他往往通过意象的组合，营造出雄大的气势，加之丰富的想象，最后达到情与景的交融。

艺术特色

王韬的诗歌清新朴实，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用语不事雕琢，于平淡中见真性情。其诗歌在意象的使用和意境的传达上颇值得注意。王韬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梦、愁、寒、残灯、残月、秋、客、故乡等意象，出现频率非常之高，传达了作者身在异国他乡的凄苦心境和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与牵挂。

散文

政论散文

王韬非常注重形式、文风，创建了一种新型政论体。在写作技巧上，单刀直入、立场鲜明、开门明确观点的写法，确保读者第一时间了解文章要旨。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成规。他的政论对报章文体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

在字数处理上，王韬的政论多千字左右，至于重大题目，则巧妙采取了分篇连载的论述方法。在形式上，文体短小精悍，简洁明畅，更趋于紧凑，时事性和可读性强。在语言上，以短句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简意赅，有音乐美。把生涩难懂的文言改变为通俗浅显的文言，语言清新活泼，通俗易懂，开辟了政论文体社会通俗化的先河。在结构上，显示出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体条分缕析，结构清晰。如《英俄经营亚洲》一篇，先是总说了英俄野心，并列举了对此论说不同的观点。然后分别论述两种观点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采用总分总的结构，使人一目了然。在表达方式上，为了加强情感表达的力度和论据的可靠性，王韬大量运用举例子、作对比的表达方式，举一反三，使论述更加深刻得理。文中还大量使用排比的艺术手法，一气呵成，给人以排山倒海之势。 王韬此时的世界性视角也使其政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性结构——常将别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现状放置一起，产生是非优劣自见的对比效应。在对比中，王韬形象揭露了现状问题之所在，也间接介绍了改进之途径。

王韬的报章政论开创了政论文的新形式，是近代报章文体的先驱，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夹叙夹议，充斥着王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文风质直朴素，语言通俗简洁。文中还体现了王韬的经世致用思想、民本主义思想和辨证思维等。自抒胸臆，畅所欲言，有先秦纵横家之遗风。

游记散文

王韬的游记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现代性特征。他不仅以这种文体描绘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世界，将全球纳入艺术视野，而且插入了大量的政治性议论，表达他对西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市政建设等的观感。如《巴黎盛概》中对建筑的描写，表达了对巴黎建筑人性化和合理性的欣羡。再如《博物大观》中的描述，表达了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赞赏。这种直接的个人政论表达，胀破了游记散文固有的寓情于景和寓理于游躯壳，而获得了论辩散文的某些特点，直接地议论阐发。这种风格影响了后来的游记创作，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就继承了这种风格，政论在游记中占据了重要的比重。

由于这两部作品多是写海外题材的，所以有一种奇异美，充满异国风情。尤其是描绘欧洲自然景物和建筑、舞蹈、戏剧的篇章，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在形式上与传统的中国古代游记散文有所不同，大多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且贴近现实生活和古代游记小品文空灵飘逸的风格有所不同，注入了更多实用色彩，笔法细腻，风格趋于清新朴实在体裁上，记叙描写与议论并存，采用对比的手法，让论述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语言趋于通俗化和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如将舞蹈称之为“单纯”和“公司”、“啤酒”等，体现了在中国近代化的潮流中游记散文的新变化。

小说

思想内容

晚清官场极其堕落，王韬从社会下层走来，中年以后又与清朝地方官多有周旋，深知封建官吏的贪狠暴戾和下层平民百姓的凄凉哀怨。所以，他把描写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作为他的小说的最重要内容。书生卜元，考中进士之日，便开始收取贿赂。皇帝对他大加赏识，先是授之翰林，随后，卜氏青云直上，升到内阁大学士。王韬犀利的笔触为人们描绘了一大串卜元这样的人物。“某观察大人”为升官而陷同乡僚属于罪，夺其女以上献某王爷（《淞滨琐话》）；某县令视人命如草芥，糊涂判案，以致良家女子被迫当堂自杀抗议（《遁窟谰言》）。这是一幅封建官场的百丑图，其中的恶官、昏官以及他们的帮凶，个个形象丑恶。在王韬看来，清王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坏透"和不可救药。

在王韬小说中，以描写青年恋爱与婚姻为主题的作品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韬所撰写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内容驳杂。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鬼魅和人的恋爱写出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忠贞不渝的追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大都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大胆地追求心爱的生活伴侣，并最终战胜艰难险阻获得幸福结局。如《莲贞仙子》中的书生钱万选爱上了花妖莲贞仙子，不料有道士极力阻扰。莲贞仙子为求得爱情，以柔弱之身与道士顽强搏斗。王韬爱情小说所包含的爱情观体现了一位思想开放的近代文化人对人性的新认识。在王韬看来，男女之爱既不应阻遏，也不可伪装打扮。在此主题思想指导下，小说中的痴男情女都被塑造成"唯情主义者"。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抛弃一切，可以不计生死。宋明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唯理主义在这里遭到无情地揶揄和奚落。

艺术特色

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王韬的小说明显带有新旧之间的过渡痕迹。王韬在小说中反映了大量新事物、新现象，为后人了解时代变化打开了一扇窗口。其中经常写到的事物有鸦片、手枪、洋烩、轮船、海盗、瓜皮艇、望远镜、照像术、万国商会等。这些物品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为作品增添了摩登色彩。王韬有时还利用这些舶来品作为故事的道具组织情节。洋人、西方习俗、西方文明的介绍使作品显得新鲜，富有时代气息。

王韬的小说想象力丰富，引人入胜，这也是他的作品的魅力之一。王韬小说想象力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情节的曲折，如《遁窟谰言》篇中的《李酒颠传》，想象极为曲折，王韬为了突出李七的酒量，多层渲染，先写他在家中和酒徒豪饮比量，后又写他和有海量的顾君之间的较量，李七醉倒数年后，真正的酒神游方僧解了他的酒。李七嗜酒如命的性格，饮酒角量的过程，一波三折。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层层铺设，曲折通幽。王韬用天下酒徒烘托李七，用李七映衬顾君，又用顾君烘托酒神游方僧；二是细节的生动；三是离奇精彩的新鲜事物。

浅显、凝炼、形象、优美的语言，是王韬小说创作风格最易见的特征。王韬的小说使用的是浅显易懂的文言，正所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浅显表现在很少运用典故，不吊书袋子，意在文中很少用生僻字，多用常见字、通俗的词汇，只是运用了文言句式化用口语、方言入文。

新闻

思想

王韬是我国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他的理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理念及办报实践。 王韬的报刊思想如下：

1. “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 通内外即“通外情，广见闻”，是王韬对报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认识，也是报刊思想中的重中重。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王韬希望《循环日报》能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在“中外新闻”栏目中，王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了大量的报道，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扫描，改变当时的人们守旧狭隘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自然科学知识 。王韬的这种贯中西的魄力，让中国报刊开始“放眼看世界”。通上下即“下情上闻，仁意下达”，是指政府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无隔阂。他主张各省会宜设新报馆，政府创办新报，以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他还进一步呼吁清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刊。为了实现报刊“通上下”的机能，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两方面孜孜以求，二者的内容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并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它中文报刊的水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2. “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 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他在《循环日报》明确宣布要借“日报立言”，也就是说，借报刊这个舆论阵地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他第一次以政论为武器，让报刊融于政治。同时，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

3. “通才”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主办报刊的人应该是“通经术谙史事”、“明经济娴掌故”的人才。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 王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品质也有要求。他看到英国报人特别是报刊的主笔言行对社会的影响大，因此着重强调了报刊从业者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报刊主笔和编辑的选择，“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这已成为新闻出版学研究者的共识。

4. “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舆论主权观 中国报业开始之初，报业主控权还掌握在西人的手中，华人甚至到了日益失去言论的阵地的地步。应对这种情况，王韬明确提出报刊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主张不能让“外人操笔削之权”。在此之上，《循环日报》办报的所有资本全出自华人，这让华人有了属于自己的舆论工具。创刊之初，王韬便一再地特别强调国人自办的独立性。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在近代中国，由中国人出资、中国人当主笔、为中国人说话的报刊的问世，是破天荒的事情。

实践

王韬在创办并主编报刊上颇具创新，开创和引领了晚清乃至20世纪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王韬在墨海书馆时期，就曾参与上海第一个中文刊物《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到香港以后还曾担任过《华字日报》的主笔。后来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则一直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份由国人自己主编并取得成功的报纸，在中国新闻报刊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循环日报》之前，一方面我国传统的“邸报”等报纸既不发行，登载的内容覆盖面又非常狭窄，仅限于传抄上谕、刊发奏章；另一方面，由外国传教士引入中国的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在这之前或者仅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刊载船讯商情为主，或者以商业投资的方式创办，以营利为目的，以刊载奇闻轶事为主。王韬的《循环日报》则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报刊运营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文人创办的报刊，也是第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鼓吹变法自强、批评时政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这种以政论为主的办报风格，不仅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也开辟了晚清和民国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后来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陈独秀创《新青年》、邹韬奋创《生活》，无不以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为标榜并将之发扬光大。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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